从沈曾植到王蘧常
2016-03-08 10:50:50 未知
沈曾植可以看做清代第一个在章草上取得成功者，他最大的贡献是将碑派笔法与章草创造性地融会贯通了。沈曾植在章草上的探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王世镗、王蘧常等人，使得章草在清末民初开始复兴，并出现了一大批章草书家，这个潮流一直延续到今天。
20世纪初，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写经等资料的出土对于书坛的影响是空前巨大的，人们开始尝试以甲骨文、汉简隶书进行创作。大量汉晋简牍中的章草也刺激着当时章草书家的创作神经，在沈曾植首先对《流沙坠简》中的章草进行研究、临习之后，王世镗、高二适、王蘧常等人对这些出土墨迹也进行了大量的学习与研究。汉晋简牍、敦煌写经中大量的章草墨迹极大地开阔了书家的视野和取法范围，而西方先进影印技术的传入及国内出版印刷业的繁荣为书家接触这些资料提供了方便。
一、出土简牍出版对近现代章草复兴之影响
书法作品在古代得以流传的途径不外乎两点，一为墨迹，一为刻帖。墨迹又包括作品真迹与勾摹本，墨迹极难保存，尤其名家手迹，往往只能在王公贵族及少数收藏家手中流传，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刻帖来揣测所习作品的本来面目。
章草墨迹的流传更为稀少，人们对于章草的认识多是通过《急就章》、《月仪帖》刻本来进行的，然而刻本终究不能完全传达墨迹的笔意与神采，卓定谋曾言：“徒以时代屡变，几经丧乱，传写错讹，避讳更易，又无善本良师以厘正之，而章草之学，遂渐形晦滞矣。”近现代之前，历代习章草者多以刻帖为宗，《急就章》在元代的盛行，为书家提供了一个蓝本。它虽然保留了大致的字形，但内在的神采、笔意却多有流失。
近现代，随着西方影印技术的传入，书法作品的复制和传播使得书法碑帖进入寻常百姓家。近代印刷术最早在上海开始发展，主要以石版印刷、珂罗版印刷、金属版印刷三种，出现了商务印书馆、神舟国光社、文明书局、有正书局、尚古书房、中华书局等书法出版机构，这有力推动了书法的发展。程渤先生记载道：
仅在1918年，有正书局出版的“历代名人墨迹”即达到86种之多，而“珂罗版碑帖”已有30余种，其中《南唐澄清堂帖》、《敦煌石室秘宝》等已经成为今天的新善本……近现代这一批汉晋简牍的出版要首推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流沙坠简》至1914年在日本完成，沈曾植在见到《流沙坠简》全书之前首先见到的是罗振玉在日本寄过来的一些照片：
汉竹简书，近似唐人，鄙向日论南北书派，早有此疑，今得确证，助我张目。前属子敬代达摄影之议，不知需价若干，能先照示数种否？此为书法计，但得其大小肥瘦，楷草数种足矣，亦不在多也。
《流沙坠简》在上海文人学者之间流传开来，继而流向全国。这些珍贵资料的出土吸引了书家和学者们的目光，各种研究资料开始络绎不绝地涌现出来。当时出版发行的书籍还有：王国维《简牍简述考》、邹安《南越文王冢黄肠木刻字及明器》、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等，对于出土简牍的流传与研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沈曾植、王蘧常与近现代章草之发展
上海是清末民初书家最为集中之地，这得益于它的经济优势与特殊地理位置。尤其在上海开埠之后，其政治、经济、文化更趋向于多元化，聚于此地的书法名流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李瑞清等相互唱和、交流，并形成了著名的“海派”书法圈。文人书家的交游是促使这些资料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他们之间的交游不仅为对方提供了各种资料、信息，也互相交流了书学思想和创作理念。在这些团体中，书家并不是唯一构成者，还包括诸多政要、学者等，罗振玉、王国维便是这一交游圈中的两位重要组成成员。而沈曾植最初接触到《流沙坠简》便是罗振玉、王国维二人所赠：“《流沙坠简考释》已印成，兹将后半寄奉……”沈曾植在得到这些珍贵资料后并不吝啬，慷慨地与其在上海的好友分享这些资源。
师承相授与文人之交游是促进新资料、新思想交流传播的最有利、最直接的平台。王蘧常十几岁便拜沈曾植为师，他对于章草的选择也是受到沈曾植影响，沈曾植对王蘧常说：“凡治学，务去常蹊，必须觅前人敻绝之境而攀之。即学二王，亦鲜新意，不如学二王之所自出……章草自明宋（克）祝（允明）以后，已成绝响。汝能兴灭继绝乎？”
沈曾植明确地为王蘧常指明了这一条道路，继而他又说：“右军书远承章草，旧有传本，已不传。今传章草，仅皇象《急就章》，索靖《出师颂》，萧子云《月仪帖》，数种而已，疆域褊小，殊难光大，汝能融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小子勉之。”
王蘧常生活的年代正值地下资料大量出土，他曾对学生说：“现在地不爱宝，汉简汉帛书大出，这才是章草的新世界，体用变化，实不可穷，是在我们的努力博采精选而已。”
（一）沈曾植“取其意而不拘形似”的章草写意论沈曾植在指导学生谢凤孙临习《流沙坠简》中的章草时称：“试悬臂放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之后，王蘧常也多次提到沈曾植说的这句话，可以说“取其意而不拘形似”也体现了沈曾植章草创作的一个主要思想。“形”与“意”是相辅相成、辩证存在的，二者是构成一幅书法作品的重要因素。沈曾植则主张取“意”而舍“形”，这显然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我们看赵孟頫、宋克等人临摹的《急就章》，可谓无微不至，但字字排列如算子，反而失去了自然之意。而沈曾植则主张“不拘形式”，他本人的章草创作往往奇肆动宕、不拘小节，曾熙评沈曾植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沈曾植在“生”与“熟”之间选择了“生”，而赵孟頫也正是因为太过精熟，反而失去了自然之趣，董其昌评赵孟頫：“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这也正应了沈曾植的理论，而沈曾植章草的“生”与“拙”也正是他将早年的碑派笔法与《流沙坠简》中简牍笔意融会贯通的结果。沈曾植在接触到《流沙坠简》之后，书法风格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王蘧常认为：“先生于唐人写经、流沙坠简亦极用力，晚年变法或亦得力于此。”这一时期，沈曾植临习了大量的唐人写经与简牍章草，作品笔法与气息均产生了重大变化。
（二）“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于一体”的章草融冶论笔法是构成一幅书法作品的核心，也是一切书法构成因素的基础。章草作为隶书的衍生体，其精神体格与笔意均遗留着隶书的质朴浑厚，这种笔意与近现代碑帖融合的书法大潮是极其相融的。作为笔法而言，绝对的碑帖之分并不存在，碑与帖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因而，探索碑帖结合的方向逐渐占据书坛的主流局面。沈曾植是生活在这一大潮中的一员，其书学观念深受包世臣影响，对于碑学用力极深，但他却并不排斥帖学，而是一直寻找和探索着碑帖之结合，他在大量书论中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北魏《女尚书王僧男》，书多行笔，北碑至此与南帖合矣……隋《杨厉》，书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而他在看到《流沙坠简》之后更坚定了这样的观点：内府收王珣《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特南渡名家，韵度自异耳。《述书赋》云：“绳绳宜尔，杰出季琰，露锋芒而豁怀，傍礼乐而无检，犹抟扶摇而坐致，超峻极而非险。”味此数语，以观今迹，觉于南北合离，极有会处。王森然称沈曾植：“先生习碑，但问其字佳不佳，不问其汉晋隋唐碑也。”
沈曾植包容的接受心态促使他对于《流沙坠简》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流沙坠简》对于沈曾植影响最大的当属章草。汉晋简牍章草中的篆隶笔意正是融合碑与帖的最佳结合点。徐利明先生指出：“不用说，这种种早期的真书、行书与草书简牍，富含隶书笔意，有用圆笔、圆势者，又含篆书笔意。他们是钟繇书法之父，是二王书法之祖，源流脉络是分明可寻的。”沈曾植、王世镗对于《流沙坠简》的临习并非因袭其貌，而是深入探寻其内在规律，既没有丢掉原本的笔法，也没有一味模仿简牍章草的笔意，而是尝试以简牍章草之笔意与既有之笔法相互融合，这种尝试是前所未有的，一旦成功立刻呈现出不同于任何时代的章草风格，但其精神却又与汉晋章草的古拙质朴遥遥相接。王蘧常继沈曾植、王世镗之后更尝试着以金文笔意来写章草，其章草线条纯用中锋，线条浑厚质朴，甚至连章草特有的波磔都进行了省略。
沈曾植在指导王蘧常的章草作品时说：“昔赵松雪、宋仲温、祝希哲作所章草，不脱唐宋人之间架与气味，尔所作不脱北碑间架与气味，总之是一病。”沈曾植口中的“唐宋人间架”当是指楷书间架，而“北碑间架”当是指近似于隶书的间架。而赵孟頫、宋克等人之所以没在结体上拉开距离正是因为缺少了参考资料，这也是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这一辈人的优势所在。这句话放在王蘧常对于章草的研究上也是相当合适的。
沈曾植并没有具体说明对于章草结体应该如何把握，但其“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于一体”的思想中已明确地呈现出对章草融会贯通的想法，这融汇当然不仅仅是笔法的融汇，结体的融会贯通也是重要方面。曾熙评价沈曾植章草“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这“拙”与“不稳”是沈曾植对章草结体进行大胆处理的结果，他通过对字势的倾斜、变形来破坏单字的平衡，但整体却又极为协调，从形体上与元明章草拉开了很大距离，沈曾植这种大胆的突破主要集中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他接触到《流沙坠简》之后所产生的。
王蘧常在自记中称：师又知予学《十七帖》，曰：“右军书远承章草，旧有传本，已不传。今传章草，仅皇象《急就章》，索靖《出师颂》，萧子云《月仪帖》，数种而已，疆域褊小，殊难光大，汝能融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小子勉之”。余敬志不敢忘。此余究心章草之始。
沈曾植勉励王蘧常“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于一体”，他自己便是这个观点的率先实践者。沈曾植在一幅临作的落款中写道：“用汉砖笔意写急就文。”
王蘧常尤其对篆隶用功至勤，其弟子王运天称：他练习篆隶更勤，写在报纸上，堆积如山，但是不为人写。
（三）王蘧常对章草草法的拓展
章草本身是一个过渡体，其固定写法是在魏晋时期章草成熟之后逐渐确立下来，经过代代相传遂形成固定的写法。大量汉晋简牍的出土为书家展示了章草字体的演变过程，也为书家的章草草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王蘧常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源。王蘧常“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于一体”的书学思想促使他研习章草之外对各种篆隶作品进行了大量的联系与消化，并逐渐将金文笔意融汇到自己的章草用笔中，然而王蘧常章草的可贵之处除了以金文笔意作章草外，还在于对章草草法的贯通。王蘧常在《章草书法略谈》中提出章草结体的改造有“省笔”、“借笔”、“简笔”、“复笔”四条原则，又在章草之变化中提出“离与连”、“字中”、“左右”、“上下”四条原则。这是王蘧常变革章草草法的准则，是他在研究大量汉简、汉帛及篆隶书结体之后总结出的结体改造规律。而王蘧常变革章草草法的字法来源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来源于汉简、汉帛书中的草字；第二类来源于隶书；第三类来源于篆书，以金文居多，还包括一些说文古文。王蘧常对于这三种来源并非独立使用，为了达到自己理想的效果常常将他们融汇在一体。比如“书”字，王蘧常的草法与成熟的章草草法区别很大，更接近于汉简中某些草隶的写法。
王蘧常精通古文字，甚至与人通信经常使用甲骨文或钟鼎文，还用小篆写过几年日记，对《说文解字》更是了如指掌，在无锡国专读书时与唐兰并称“王奇唐怪”，相传王蘧常与唐兰两人。“晨未起，辄先背诵 540部《说文》部首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蘧常对于章草的创新并非胡作非为，而是建构在深厚文字学基础与丰富之文字资料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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