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了，写“红包评论”的人

　　两会期间，我熟悉而敬重的中国书协顾问、全国政协委员言恭达在小组讨论会上，针对不太健全的艺术品市场直言，“艺术品市场目前势头虽好，但还有些乱。”他认为，艺术品评判一定要科学、公正，应该尽快建立艺术品的专业仲裁机构。他同时指出，他个人反对“红包评论”的艺术品潜规则，这样会破坏整个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注意，言恭达这里是个人反对“红包评论”，他其实也没有把话讲死，就是没让大家全部反对“红包评论”。他可能注意到“红包评论”的负面作用，却没有注意到他的个人身份和特定的讲话场所可能产生的对“红包评论”的“错怪”。毋庸讳言，“红包评论”在书画等艺术品领域的确是一个日渐兴盛起来的现象。书画艺术的繁荣催生了一批批先富起来的书画家，只要是参加了中国书协、中国美协，尤其是其中的频繁入展、获奖专业户，每平方尺书画的价格少说一两千，倘若是大牌的明星级书画家，价格肯定不止这个数，遑论那些有地位、有“座位”的主席级书画家。即便是搞篆刻的，凡是幸运进入西泠印社社员行列，不管年轻与否马上身价翻倍。喊价一个字几千元的西泠印社社员不稀奇，老牌大亨级的几万一个字，甚至还有更高的。从来没有听说找知名、著名书画篆刻家求作品可以不给红包的，倒是长期以来，找写文章的人写评论，找称得上评论家的人写评论，不给红包是完全正常不过的事，抑或有些牛皮哄哄的书画篆刻家认为——请你写是给你面子。“红包评论”某种角度讲不是评论者的过错，而是发给“红包评论”的人本来就以傲慢的姿态对写“红包评论”人的一种侮辱式的施舍——给钱你就得给我往好的方面讲、好的方面写，一定得贴金。“我”——请人写“红包评论”的人居然可以“控制”写“红包评论”的人。当然，我们也绝对相信，评论界确实存在有光环、有势力的巨鳄，虽有才华见地却唯利是图，随便什么不入流的所谓“艺术大家”，只要出钱出到份上，满纸空泛的溢美之词，换一个人名、改几个地方又能套用到别人身上的狗屁造谣文章马上出笼，对于这等货色的“红包评论”我们不仅是反对，而是要制止、批判它。今日“红包评论”之所以呈现一片不实之词的赞歌，是因为我们的艺术家从来不知道一篇言之有理、言之有物的好的评论的重要性，不知道艺术评论中外古今一直都是一种艺术产品。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艺术评论哪怕一两个词，一两句话，是随时随地随机可以“发表”（表述）出来，而书画等“实体”艺术就不具备这个特点。中国古典文艺评论——用文言诗词作评论载体真是太美妙绝伦了，那种精准、凝练、简洁兼又文采斐然举世无比无双。中国文艺历史回溯，如果没有那些诗性的关于文学小说书画篆刻诗词琴棋的评论，几乎很难想象中国文艺能达到那样的不朽高度。

 

　　前年，中宣部牵头，中国文联成立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央高层领导也多次指示建设文艺评论队伍对文艺持续发展的迫切性、重要性。改变漠视评论家、不尊重评论家的心理，改善文艺评论家经济待遇，鼓励文艺评论家像书画篆刻家一样，靠自己的脑力劳动，理直气壮地拿“红包”有什么不可以？中国古代洛阳纸贵的，有些真不是什么书画作品，而是一赋难求、一诗难求、一评难求、一记难求。秦代以前的事不好说，汉唐以降，许多碑记墓志就是请当时的大文豪书撰的，卖文鬻艺并辔而行。历史上许多大书法家因为同时是诗文大家，他们往往卖文鬻书是一起捆绑的，曾见到过唐代大诗人贺知章、李商隐书并撰的墓志，要是缺少了他们的美文，艺术价值（包括价格）恐怕就要打折扣了。民国初年，前清遗老如沈曾植等栖居上海滩就是依靠挂牌出卖自作诗文书画过日子的，比较起那些没啥诗文底子的纯画师来，除了名声大，学问的关键使得沈曾植辈不愁自己的诗文笔墨没人下单。

 

　　写评论付出的脑力劳动远远大于搞书画篆刻创作，张大千那时他口头鉴定书画真伪也要收大洋一百。但同属笔墨劳动的“红包评论”不适合所有地方使用，忘了公益，动辄索要报酬以及狮子大开口统统是要不得的。师友、上下级之间一些极其私密的友好关系，一旦有写评论的文章需要，切不可伸手暗示要钱，这一点，我们绝不要像那些“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书画界大腕学习，要懂一点中国传统的东西，要保持传统文人的淡泊名利的超脱情怀。另外，轮到自己有利益写评论的时候，千万也要堂堂正正像个有节操的评论家的样子，一味阿谀会令不喜欢“红包评论”的人更加看不起写“红包评论”的种种不是，那才叫负责。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拜托了，“写红包评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