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汉光书法

　　在近现代碑学史上，有一个较为奇特的现象，即碑学大家皆为南人。如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李瑞清、陶濬宣、曾熙、杨守敬等。而中原北派则碑学大家稀见。这无疑与中原两次文化南迁，南宋之后北派文化急遽衰落，北方文化人物凋零，而南方文化后来居上有关。清末民初，上海作为西风东渐后兴起的现代通商大埠，成为碑学中心。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李瑞清、曾熙，包括于右任皆定居鬻字于此。他们通过雅集及日常酬酢交往形成一个高级文人书法圈子，并由此将碑学推向高潮。

 

　　由此，近现代反帖学的碑学思潮反而由南派人物所倡导，北派习碑者反需汲汲乎从南派学习取法碑学，而北派真正堪称大家者也实属聊尔。细加梳理，现代碑派分枝皆与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李瑞清有着密切关系。现代章草大家王蘧常出于沈曾植门下，而马一浮、陆维钊虽与沈曾植无门派递承关系，但私淑沈曾植，在书风上深受其影响。相对而言，康有为门派堂庑较为绵广，沙孟海年青时游学海上期间，曾受康南海亲炙，后又拜吴昌硕为师。康有为书风至今仍影响广大，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此三家的传承弘扬。李瑞清门下，也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人物，如张大千、胡小石、游寿等。就当代浙江碑学格局而言，继沙孟海、陆维钊两位碑学巨匠去世后，沈定庵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标志性人物。他师承徐生翁，但就书风本身而言，并没有受到徐生翁多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可能仅仅是来自观念上的。他的隶书开张浑穆，呈现出一种阳刚的生命力，风格审美上，酝酿结胎于伊秉绶，显然是私淑伊而来。沈定庵的碑风对浙江中青年隶书创作构成很大影响，如鲍贤伦、赵雁君、何来胜，宋汉光皆受其沾溉，而浙江中青年碑学创作群体的显性存在及其与中原、京派不同的碑学创作路数，则表明浙江碑学传统的深厚广大。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提示出当代浙江中青年书家创作，并不如表面所显示的那样，尽为帖学所掩，而是内藏碑派元气骨力，勃勃如焉。

 

　　在当代浙江书坛，宋汉光是一个创作实力远过其名声的书家。几十年的隶书锤炼与骄人成就已使其在浙江书坛获得公认。只是他的内敛低调与不事张扬的为人风范影响了他在全国书坛名声的昭著。他于隶书创作，孜孜矻矻、真积力久，从隶书大家沈定庵入手，进乎伊秉绶，并上追汉隶，旁涉汉简。可以看到，宋汉光在创作上并没有株守一家，而是走着一条整合超越之途。他在通过对伊秉绶、沈定庵的取法，获得了隶书开张博大之气的风格奠基之后，便谋求从汉碑中汲取高古、气厚，以强其骨，活其气，从而使自身隶书呈现出磅礴之美。在这一点上，宋汉光隶书的榜书审美特征，又秉承、传递了浙派碑学的榜书传统，而这种榜书隶体，大字深刻的磅礴之气，又与京派、中原隶书拉开了很大距离，气势上也并不稍弱。这是宋汉光榜书隶体的骄人之处与卓荦处。擘窠榜书有至难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论榜书，指出：“榜书自古为难，其难有五：一曰执笔不同，二曰运管不同，三曰立身骤变，四曰临仿难周，五曰笔意难精。”有此五难，宋汉光于榜书得之矣。

 

　　而颇使人讶叹的是，宋汉光的隶书创作还不仅仅止于此。他在以大字深刻，饶具榜书磅礴之力的隶书示人的同时，还展示出他隶书创作风格多样化的面目，从而显示出他对隶书创作的多极思考和审美探索上的深化。与其榜书隶书强调磅礴雄浑之气不同。他的另一路隶书将汉碑之厚与汉简的夭矫之势结合，涩笔刷扫，笔势雄逸，极具张力，显示出强烈的书写性和表现性。这也是书家置身当代书法审美思潮谋求新变，赋古法以新理异态的积极变革拓化。

 

　　宋汉光传承浙派碑学传统，潜心探索隶书创作，得汉气、汉法，其隶书迥异时流，具有强烈的内在表现力与碑骨嶙峋的生命张力。他的字体现出一种创作真实，奇倔排奡，无做气，机气，与媚俗荏弱之气，而是笔墨荡溢，撼人心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