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通俗读物要努力立足于正史,抓细节、讲故事
轻阅读时代的大众不愿再做被动的接收者,转而追求能够拉近距离感的“解史新说”,好的党史通俗读物,应该是“有温度”的
轻阅读时代读者需要更高层次的知识整合,需要看到观点和态度,所以在答疑方面表现突出的书更受欢迎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环境下,党史通俗读物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它们数量众、风格多,普遍具有主题集中、篇幅适中、阅读门槛相对低的特点,更贴近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
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悄然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轻阅读时代已经到来:小屏阅读不再具有传统阅读的仪式感,阅读行为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伴生着及时的阅读反馈和新思想的再扩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媒体深度融合不断出现……
面对种种有利条件和全新挑战,如何处理好严谨的史学研究成果与普通读者阅读兴趣的平衡,打造既叫好也叫座的党史通俗读物畅销书?笔者有以下三点思考。
“轻学术”
在轻阅读时代,读者的注意力成为更加稀缺的资源,读者本能地寻找费效比更低的阅读方式来了解历史的整体脉络。“轻学术”特性正适应了这种要求。“轻学术”之“轻”,不是“轻视”,而是“轻盈”,它的根基依然而且必须是严谨的史学研究成果,但呈现方式更加巧妙和多变,创作空间也更为广阔。还应该特别指出,党史界尚无定论的问题不宜出现在党史通俗读物中。
“轻学术”难在分寸感的把握。有的书“轻”过了头,生动有余但准确性不够,容易流于野史逸闻的碎片;有的书又不够“轻”,高大正确但总感觉缺少滋味,传播效能堪忧。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作品《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笔者作为责任编辑,有些经验可与大家共勉。
首先,独辟蹊径地抓住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少有通俗读物涉足的领域。在许多人心里,会议常常与“程式化”连在一起,提不起阅读兴趣。2011年,偶然得知中共党史研究室的专家有写党代会史的想法,我们即开始思考怎么颠覆读者对党代会史的心理预期,将其打造为一本党代会史的通俗读本。
其次,努力立足于正史,抓细节、讲故事。在创作阶段,我们与作者共同确定了3个创作原则:最能体现历史价值、最易引发读者阅读兴趣、体现党史最新研究成果。坚决不为博人眼球而“戏说”历史,不以枝节的真实替代主流的真实。书中还融入了作者在党代会史这一专业领域多年的研究成果,如对五大的历史贡献的评价,这就使这本书不论是专业读者还是非专业读者看来,都能各有收获。
再次,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搭积木”式结构。全书设计了既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的99个问题,可延伸性强、悬念感强,极大地减轻了阅读压力,如:一大上海会议期间中途闯入会场的中年男子到底是什么人,六大为何远赴莫斯科召开,差额选举是从十三大开始的吗……这些问题彼此可独立成章,联系在一起又可展现每届党代会的全貌。这种结构也为后期宣传带来了很多便利。
封面、版式几易其稿,以体现“轻学术”的特色,书名也从作者交稿时的《党代会百问》变成出版时的《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
有温度
轻阅读时代的大众不愿再做被动的接收者,转而追求能够拉近距离感的“解史新说”,若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现场、展示细节、勾画人物心理,必然会使读者产生代入感和亲近感,有真正“了解之同情”。好的党史通俗读物,应该是“有温度”的。金一南的《苦难辉煌》、王树增的《长征》,都是这方面的典范。笔者此处想重点分析一个不能忽视的品类,那就是特定史料的“零添加”主题集合作品。
在其他的党史通俗读物中,都存在作者对史料的占有、筛选、重组,直至完成创作的过程。最后呈现出来的总是或多或少带着作者的印记。而在这一品类中,史料要求被真实完整地呈现,再加工再创作的空间被极大地压缩了,也更加考验出版者的功力。
以2016年出版的《红色家书》为例。家书,是写给至亲的人的,具有亲密的交互性、天然去雕饰的真实性。读者从中看到的是人物生活的片段和对某一历史事实的血肉填充。比如,周恩来在写给邓颖超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能看见你更加年轻,那将如何快乐”“海棠桃李将盛装笑迎主人”,伉俪深情跃然纸上。
对于这样一部主要是“诉之以情”的图书来说,史料的核对整理工作自然是基础,但在此之上的呈现形式也非常重要。这本书的编辑巧妙地解决了几个影响图书品质的关键问题:怎么对如此多的信进行排序和分类,怎么保留和彰显“信”的特点,怎么体现出“红色教材”的特征。在分类方面,这本书根据每封信的主旨,分为明志、正己、亲情、教子4个篇章。在装帧设计上,以正红色为主色调,庄重、深情,内文版式则吸纳了过去信纸上的红色分割线特征,使之看起来更像一封信。在同一页面中,书信与辅文左右分区,辅文用小字,这样就恰当地提示了背景信息又不对阅读的流畅感造成破坏。
图书出版后,许多基层党组织团购来开展党员教育,还有一些地方根据书中内容举办“诵读红色家书”活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研究员黄如军评价说:“这是最真实的党史读物,是最生动的红色教材。”
能答疑
轻阅读时代的阅读行为,问题导向更加鲜明。由于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非常容易,简单的事实性信息提供已经不足以构成吸引力,读者需要更高层次的知识整合,需要看到观点和态度,所以在答疑方面表现突出的书更受欢迎。
“能答疑”这个特征有“向前”和“向后”两个维度。“向前”维度的答疑,主要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和历史脉络的梳理,让读者明白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这种维度上的答疑,主要解决的是“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这样的问题。
获得2016年度好书奖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是迄今为止国内公开出版物中撰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为系统完整的一部党史通史基本著作。这本书尽可能正面回答一些当前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党史重大问题,正面回应境内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歪曲、诋毁的有关观点和言论等。在讲成就时,用的相关数据、事实都是在中央档案馆查档、请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帮助复核的情况下使用的。讲问题不文过饰非,注重从社会背景、历史条件、思想根源等多方面对失误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而不是一带而过。
“向后”维度的答疑,更侧重于通过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来阐明趋势、预测方向。“向后”维度的答疑是“向前”维度答疑的2.0版,它主要解决的是“将要到哪里去”“对未来有什么影响”这样的问题。
现在,全世界都对中国感兴趣:中国为什么能屡屡挫败唱衰论调,维持中高速增长?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不仅我们自己想知道,世界也想知道,特别是与中国有亲密地缘关系的国家和密切经济往来的国家更想知道。
2015年美国书展上,“今日中国·解读中国共产党”系列丛书成为热门之一,多家美国主流媒体竞相报道。这套书又荣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这套书的成功,主要就是踩准了“向后”答疑的节拍。该系列的5本书都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从不同角度回应了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代表性问题。正像书中所说的那样:“希望读者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如何走过来的,理解中国道路的艰辛,尊重中国人民的探索与努力,知道中国将向何处前行。”
信息传播如同河流,自高向低倾泻容易,自低向高“逆行”艰难。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文化上的主动权也一定会随着“水涨船高”。不过,我们不能指望这个局面会不经努力自动形成。作为出版人,必须要有主动作为、超前作为的意识,有为党发声、为民发声的责任感,还要有亮嗓说话、以理服人的实力。
以上是从“术”的层面所探讨的如何做好党史通俗读物,但做好党史通俗读物根本的“道”应当是在“求历史之实”的基础上“求历史之是”,为读者接通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文脉,接续和接力好党的伟大事业。
(作者单位:党建读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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