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礼
《四川民歌采风录》于2017年10月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这个项目从始至终我都参与其中。书稿确定印刷后,我依然对书稿的编校质量惴惴不安;或许这份不安正是出于每个关心这个项目的人所共有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背后,既有对工作负责的压力,更有对传统文化的敬畏。
整整两年
每天与收录的声音相伴
201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万光治约我商谈出版事宜。当时,成都文理学院民歌研究所已经走遍四川省内绝大多数区县,采录工作接近尾声。我现在还能回忆起万老师在介绍该项目时流露出的那份急迫感和责任感。为了给我们更直观的感受,万老师特意说到他在新疆采风的一段经历。2004年8月31日,采风团队在当地文化部门的介绍下,驱车前往新疆和田洛浦布亚乡采访一位名叫艾尼的维吾尔族歌手,他是唯一会演唱《玉山十一木卡姆》的人。然而艾尼因身患糖尿病,当天正在县城输液治疗,等了大约两小时艾尼才回来。团队在询问老人健康状况并保证了老人的休息以后,开始采录《玉山十一木卡姆》。歌曲很长,连续两天,团队采录了6个木卡姆。由于第三天团队预先有所安排,必须于翌日清晨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无奈之下,万老师承诺待来年春暖花开,再去续录剩下的5个木卡姆。不料2005年年初传来艾尼病逝的噩耗,万老师不无遗憾地说道:这也许是艾尼老人家生前留下的唯一影像,他的《玉山十一木卡姆》也从此成为绝唱。为了对这位老人表达敬意和思念,万老师将艾尼的歌声制成光碟,寄给他的家人作为纪念。而像艾尼这样的歌手,他们的诸多歌声,又何尝不是在时代洪流下时刻游离于传承和消亡之间呢?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万老师下定决心,对四川181个县采用地毯式搜索的办法,这种方法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万老师举例说,2004年7月12日,他和他的团队在青川县大坝乡南溪村第一次采录到民歌《月儿落西下》。后来他们才知道,这首民歌不但在四川流传广泛,在毗邻的陕西汉中、安康地区也拥有多种音乐版本,而且还是长篇叙事民歌《逍遥记》的摘段,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没有收录这支歌曲。仅此而言,我们的工作就有了价值。
进入录排阶段以后,出版社的工作也全面展开。采集团队依据采风的现场文字记录,将歌手的歌唱录像分首编辑,录入歌名、歌手姓名与采录地点,然后刻录成光盘,由团队成员分工记录词谱。由于人少工作量大,记谱者反复看录像听录音,时间一长,极易疲劳,错误不可避免。故初稿出来一批,万老师一一对照录像录音,及时校对记谱。这是一个从声音到文字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会有诸多误差。整整两年时间,我们每天与这些声音相伴,到后来不但自己疲惫不堪,连家人都会连带受累……
考虑到图书出版后受众水平参差不齐,我们在校对歌词时,特地为部分歌词添加了注释,其中既有典故、也有方言的注音与释义。全书仅注释条目就有近千条,且不说需要相当的知识储备,就是逐条书写也是一份体力活儿。万老师要求不做则罢,做便做好。令笔者记忆犹新的是,单就“林檎”“梅香”等词条,我们翻阅书籍不下10多种,甚至电话问询林业工作者,真正是做到了一丝不苟。而方言注音则由四川方言大家邓英树先生全程负责。
平心而论,担任该书的责任编辑,我在内心还是有些拿捏不准的,一切都是全新的挑战。专业的局限、时间的紧迫、经费的筹措,无不成为困扰于我的难题。好在巴蜀书社对这个项目非常支持,社长林建就此书召开专题会议,观点十分明确:“该项目的内容具有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特点,有很多在采风之初还是民间小调、山歌、号子的歌曲,现在已然成了省级或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身为巴蜀地方出版社,理应为自己的地方文化尽一份力,这种贡献既是对文化遗产的保存,更是为我们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路径。”正因为有全社自上而下的支持,在人力、物力上及时给予我有效帮助,该项目启动以后,自始至终运行非常顺利。
排除万难
对内容准确性近乎苛刻
书稿三审三校完成,进入作者返修阶段,这时却发生了意外:排版公司的排版人员离职了,新上岗的排版人员因不熟悉书稿和图片排版,第一次做出来的校样使我们几近崩溃:无修改的地方有了莫名其妙的改动,应该修改的地方却纹丝不动,更有甚者,还出现不少张冠李戴、页面错乱的现象。整个工作似乎要推倒重来。万般无奈之下,我们不得不作出决定:带上以前所有校稿、场记等,守着排版人员逐首修改,确定一首,保存一首;确定一卷,保存一卷。周翔和张科成是该书的副主编,二位与我在排版公司冒着酷暑奋战一月有余,万老师则守在家里,反复地审阅、修改校样。
全书编校工作的后期,为避免全书内容的庞杂,我们决定对有些内容进行适当地简化,比如注释。记得今年8月底,万老师约我和项目组成员到他的住处,联合开展工作,决定简化注释。我们分工将所有的注释条目整理成小纸片,按音序排列,对准位置,一一处理。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对书稿内容的准确性近乎苛刻。书稿中涉及《孔雀东南飞》字数、段数的统计问题,万老师眼睛不好,无法准确统计。为此,他找来一个《孔雀东南飞》的权威版本,约我去他家。师生二人埋头苦干,一一统计。待结果出来,万老师身心放松,略带调侃地说:“以后谈到《孔雀东南飞》的字数和段数,我们这个应该是很准确的了。”我说:“再看看网上怎么说吧。”万老师随即打开电脑搜索,居然结论不一,于是笑言:“看来花点工夫还是值得的。”
由于书稿有相当强的专业性,仅仅依赖社内人员审稿,恐怕很难保证质量。经我向社领导反映,几天以后,总编辑侯安国作出决定,请音乐学专家万爽、民俗学专家夏述贵担任外审。因书稿体量很大,我与他们二位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每两卷轮换一次。时值酷暑,我常于烈日之下,送稿于两位专家的住处,听取他们对书稿的修改意见。
当书稿终于交付雅昌付印,我到深圳跟机印刷,心里仍忐忑不安。而万老师一方面每天与我数次通话,了解情况,另一方面对书稿依然坚持校改,每发现一处问题既如获至宝,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份担忧。记得一天夜里,万老师对一幅图片的说明文字产生疑惑,因资料不在手边,无法核查,居然夜不能寐。第二天经过查对,方知虚惊一场。
在深圳,我从检查书稿,到确定颜色,再到工艺制作,无不战战兢兢。每到夜晚,虽然经历了一整天的紧张疲劳,还是难以入眠,只为反思工作是否有所疏漏。每到此时,想起万老师年事已高,犹不惮辛劳;想起林建社长对项目的执着、侯安国总编辑在编校质量上的用心;想起此书的编辑、校对、外审人员的精诚合作,无不体现出对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那份深深的责任感。
(作者单位:巴蜀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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