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崇峰：佛寺壁画与天竺遗法

　　导言

　　印度佛教寺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早期的佛教寺院多为木结构或砖木结构。佛教寺院通常包括两个部分：栖止禅修的僧坊和供养礼拜的佛塔。阿育王创始开山造窟，但当时是为邪命外道所凿。佛教石窟寺完全模仿地面寺院雕凿，是地面寺院的石化形式。

　　佛教大约在公元元年前后传入中国，从北魏开始为统治者利用，成为从宗教上对百姓加以约束和统治的工具。佛教往往通过形象来传播，又叫像教。

　　阿旃陀与狮子岩

　　印度阿旃陀石窟可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即小乘时期(公元前2—公元1世纪)和大乘时期(公元5—6世纪为主，个别晚至7世纪)。大乘壁画中可以看到显著的晕染法和点高光，即“天竺遗法”，其中以晕染与高光合璧方式最为常见。这种方法除了人体绘画外，还应用在了动物、花卉、山石和建筑上。

　　斯里兰卡狮子岩壁画绘制于5世纪后半叶，与阿旃陀和巴格石窟壁画的技法相似，尤其是晕染法和点高光。

　　犍陀罗与巴米杨

　　犍陀罗地区发现的佛寺壁画遗迹很少。近年巴基斯坦考古工作者在犍陀卫和竺刹尸罗发掘出土的佛教壁画遗迹似乎使用了晕染法。由此推测，天竺凹凸法被运用到了古代犍陀罗地区的佛教绘画中。

　　阿富汗巴米杨石窟的壁画可定在公元6、7世纪，从现存壁画遗迹来看，巴米杨石窟中使用了天竺凹凸法，仍以晕染与高光合璧最为常见，只是整体呈弱化趋势，实施部位有所变化。

　　克孜尔与莫高窟

　　新疆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境内最有代表性的一处石窟群。受天竺绘画的透视观念、写实画风、晕染方法和高光条纹等影响，龟兹画家在画法和敷色上，除了起稿线与定稿线之外，也采用了晕染法和点高光。龟兹壁画的晕染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六团块”式叠晕法，另一种是立体感稍弱之渲染法。

　　敦煌莫高窟可以看作中国佛教石窟寺发展史的缩影。敦煌北朝石窟壁画主要采用凹凸法表现各种人物，人体轮廓线内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叠染和点高光现象。敦煌石窟的晕染法和点高光，与同时期新疆石窟壁画和印度石窟壁画技法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凹凸法与佛教画

　　公元4、5世纪凹凸法于印度本土创始后，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传播，最后抵达中土。当时各地佛寺(包括石窟寺)所绘壁画，都或多或少采纳了天竺遗法。凹凸法既是当时佛寺壁画创作中最主要的绘画技法，也是南亚、中亚与中国佛教艺术交流中重要的表现形式。

　　画法输入与梵华融合

　　以往认为，天竺遗法可能在梁武帝前后从海路直接传入南朝都城建康。中土现存的凹凸法画迹，多见于新疆龟兹、高昌和甘肃河西走廊的石窟寺中。2015年，北魏平城(山西大同)出土一具满绘佛教内容的石椁板，绘画采用了天竺凹凸法，年代为北魏皇兴三年，较张僧繇在建康一乘寺所画“凹凸花”提早了近七十年。这说明天竺遗法可能分别由陆路和海路先后传入中土。

　　隋唐时期，尉迟乙僧最善“凹凸花”。据《历代名画记》记载，佛事画有“张家样”、“曹家样”和“吴家样”之分，三者皆与天竺遗法有关。可见中国的佛教绘画，从早到晚都受到天竺绘画技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