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海昏侯身上的那些疑问

《海昏侯刘贺》 辛德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昌邑王、汉废帝、庶人、海昏侯，刘贺的一生，跌宕起伏。
　　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精美随葬品令人赞叹，墓主人刘贺的传奇经历更为人们津津乐道。但围绕着海昏侯与海昏侯墓，多为介绍性、文学性文字，而无严肃的历史专著涉及这一专题。
　　近日出版的《海昏侯刘贺》是第一部有关海昏侯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专著。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治秦汉史多年，他以文献记载的刘贺生平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物，将汉武帝晚期至汉宣帝中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加以详细解说，通过分析刘贺的经历与行事，揭示其个人的生活环境与性格特征——刘贺的戏剧人生，既是时代造就，也是性格使然。

　　辛德勇

　　195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兼地理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等研究。

　　墓主还未确定前便猜出是他

　　读书周刊：考古发掘物品的直观性特征，很容易吸引社会公众关注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西汉海昏侯墓中出现了大量的金饼、金板、马蹄金，金光灿灿，尤其引发人们的好奇心。
　　辛德勇：这种对历史真相的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海昏侯墓从2011年4月开始发掘，至2016年3月，部分文物被送到北京，在首都博物馆进行了小半年的大规模展览。与此同时，考古发掘者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各种学术会议和专门讲座也在各地轮番进行，再加上刘贺在位仅仅27天的离奇经历，更激起了人们的兴趣。
　　读书周刊：海昏侯墓考古发现成为一种现象级的存在，围绕着海昏侯与海昏侯墓，出现了很多介绍性、文学性文字，却为何在《海昏侯刘贺》一书之前，并无严肃的历史专著面世？
　　辛德勇：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毕竟是两回事，出土的简牍还没有整理，遑论研究。而且，刘贺是汉朝历史上一位几乎被人遗忘的皇帝，普通的历史年表中，很少见到这位皇帝的行迹。在《汉书》等基本史籍中，对他的记载虽然不算很少，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却模糊不清，需要仔细琢磨，才能看破表象之后的真实面貌。这些都使得仓促间很难生产出有关刘贺的研究专著。
　　读书周刊：那您这本专著是如何产生的？
　　辛德勇：在墓刚被发现、还未能确定墓主时，我就曾撰文指出，此墓极有可能是海昏侯墓。因为我近年较多从事一些秦汉历史问题的研究，我做研究，经常从一个问题带出一个问题，步步深入，所以，在我研究汉武帝晚年政治格局时，不知不觉就带出了刘贺。
　　刘贺本人不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但他被卷入了历史的大潮中，他的“被”登基和被废黜，背后都是政治时局的激荡。研究刘贺，一定要从刘贺的父亲刘髆乃至他的祖父汉武帝刘彻谈起，也一定会谈到拥立刘贺登上帝位、却又废黜他帝位的权臣霍光，还一定会涉及封授刘贺为海昏侯的他的侄子汉宣帝刘询。书里把这些都讲了，是我多年来的研究所得。
　　读书周刊：既然出土文物如简牍，尚未做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那会影响此书的一些结论吗？
　　辛德勇：考古学为历史学研究提供史料，考古发现不仅给历史研究提出新问题，还会极大地丰富历史学的研究资料，从而拓展历史研究的范围，推进历史研究的深度。
　　海昏侯墓的发掘也是如此，必将大大丰富和深化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不过，在另一方面，考古发掘本身也有局限性。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进入传世文献记载比较清楚的时段之后，若是就重要的政治史进程、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重要人物的历史活动和属性等问题而言，总的来说，考古新发现大多只能起到补充细节的作用，通常很难对历史文献的记载做出根本性改变。对此缺乏合理的认识，总是期望通过某项考古发现来颠覆对上述历史问题的认识，往往只能沦为空想。

　　不很荒唐，却也不怎么靠谱

　　读书周刊：您刚才说道，考古发现会给历史研究提出新问题，海昏侯墓的发掘，给我们提出了哪些新问题？
　　辛德勇：应该说是让公众产生了很多兴致勃勃的疑惑。
　　很多人首先就会对大量黄金制品及堆成山的铜钱产生好奇，海昏侯这么富有？他的钱哪里来的？
　　也有人超越物质做更深入的思考：墓主人当初为何被选立为皇帝，又是为了什么，刚刚登基27天就被废掉？为什么被废为平民的刘贺，后来又被册封为位阶很低的海昏侯？
　　再比如，《汉书》记载，刘贺被废黜是由于“行昏乱”而“危社稷”，而今墓室中出土的《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时刻准备参与汉家宗庙祭祀而预制的“酎金”，以及受封海昏侯后毕恭毕敬地写给汉宣帝的奏牍等，又让有人对《汉书》载录的刘贺形象产生根本性怀疑，认为书中所记都是别人强加在他头上的污衅之词。这样的想法是否科学？
　　这些围绕着海昏侯墓产生的疑问，只要认真梳理传世文献的记载，基本上无须依赖考古学家下一步的工作，就可以做出比较确切的解答。
　　读书周刊：那请您解答部分吧，比如，一个废帝为何这么不差钱？
　　辛德勇：我本行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哪里富、哪里穷、哪里产什么、哪里不产什么。海昏侯墓出土的黄金制品、铜钱、玉器、漆器等各类物品，数额巨大，种类丰富，给人很“壕”的感觉。于是，有些学者就得出了不同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看法，认为海昏侯所在的豫章郡地区经济很发达。
　　其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做过一个概括描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热饶食，无饥馑之患，以帮砦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可见当时的豫章郡是比较荒蛮的，到海昏侯国只当了不到四年诸侯的刘贺，是不太容易在那样一种地方扒出那么多钱来的。
　　既然这些财富不是在江西南昌附近聚敛的，那就只剩下两个途径：一个是刘贺做了27天皇帝，有没有可能是他从皇宫里带出来的？我认为基本可以否定这个想法。因为他离开长安时是被押解回去的，从老家带来长安的200多个随从，被霍光杀光了。这种情况下，他不太可能带得走财富。剩下的一种可能就是他在进长安当皇帝前做昌邑王时积累的。刘贺的父亲刘髆在昌邑称王11年，再加上刘贺为王的12年多，两代昌邑王在中原腹地的昌邑国经营超过23年。刘髆是汉武帝极其宠爱的李夫人所生，李夫人就是　《北方有佳人》中“倾国倾城”的主角，深谙“色衰而爱弛”的道理，临终前坚持不让汉武帝看其面容。把条件优越的善地封授给宠妃所生皇子，是汉武帝向宠妃展示钟爱的一种重要方式，可见昌邑之富裕。
　　综合起来看，刘贺的财富多数来自昌邑故地。
　　读书周刊：墓中还出土了“孔子屏风”、《易经》《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简牍，以及乐器、两周铜器等。有观点认为刘贺情趣高雅，爱好音乐、收藏，具有很高的儒家文化修养，以此推翻《汉书》等传世典籍中有关刘贺“清狂不惠”“动作亡节”的记载。
　　辛德勇：“孔子屏风”实为矩形铜镜镜背，简牍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认证，现在就如此简单地阐释出土遗物，恐怕不妥。
　　关于出土的儒家竹简，我在书中谈到：儒家经典，在当时的皇家子弟教育中，早已成为一项基本内容，刘贺还是昌邑王时，他的老师王式就讲过他“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老昌邑王刘髆甫一受封，汉武帝就指令“通《五经》”的夏侯始昌给他做“太傅”。这些随葬竹简只能对历史文献的记载起印证作用，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什么传世文献之外全新的信息。
　　刘贺不至于很荒唐，但也不是什么靠谱的优秀青年，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不着调的地方，对那时的皇子们来说是很普遍的行为。他的被立和被废，和他的“不着调”有关，但更多的是政治原因。
　　读书周刊：有位专家曾撰文称，“海昏”不是一个好的称呼，海是晦、黑，昏是昏聩、昏庸，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是为了侮辱他。
　　辛德勇：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我认为汉宣帝封授刘贺是一种善意的表现，目的是安抚汉宗室，稳定人心。
　　汉宣帝在刘贺之后被霍光立为汉帝，他是非常有政治水平的，隐忍多年，在经过一系列斗争之后，终于掌控了大局，放下心来的汉宣帝这才显得轻松起来，不仅改元，还改了自己的名字，并在经过一番审慎思考后，下诏封授刘贺为海昏侯，实际上是要给汉昭帝去世以来这段历史一个了结，他已经不必再顾忌刘贺，改变其变相囚禁的状态，恢复其正常生活，将有助于调节各方面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封一个侮辱性的封号呢？
　　我在书中拿东昏县作比，“昏”字有可能是当时取用地名的一种“通称”。自颜师古以来的学者，通常也都把“海昏”看作豫章郡下辖的一个县名，汉宣帝把海昏县封给刘贺做侯国，故名“海昏侯”。

　　学问要平心静气地做

　　读书周刊：两年前，您出版了《制造汉武帝》一书，集中论述汉武帝晚年政治转向问题，引起学界广泛讨论；现在这本《海昏侯刘贺》，从西汉政治史研究的角度看，普遍被认为是您对《制造汉武帝》的延续。
　　辛德勇：海昏侯是汉武帝刘彻的孙辈，所生活的时代是汉武帝晚年政治局面的延续。研究海昏侯刘贺的人生轨迹，要立足大的时代背景，去观察他身上的各种政治角色，和他身边的各式人等。
　　读书周刊：这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严谨的论证，澄清了不少有关海昏侯和海昏侯墓的流行甚广的观点，比如前面提到的海昏侯品行、孔子生辰，及蒸馏制酒技术的发明时间等。
　　辛德勇：考古工作者通过各种形式面向社会公众介绍发掘情况，有益于激发大众对历史的兴趣，但考古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学术工作，在向非专业的大众介绍情况时，若不能保持足够的警惕，很容易在社会上造成娱乐化的结果。
　　读书周刊：“最新发现”、“颠覆传统”，总是更具爆炸性。
　　辛德勇：学问需要平心静气地做，要花费很多工夫，才能推动学术研究取得一点点进步。对古代器物的研究是这样，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研究也是这样，不要指望出现某一新发现来陡然改写什么、颠覆什么。
　　传世典籍与考古新发现，包括新出土文字史料在内的关系，总的来说，类同主干与枝叶，首先把握住主干，才能更好地梳理清楚枝叶。研究者不宜抱持对立的态度看待两者，更不宜颠倒主次关系。
　　读书周刊：出版仅两月，已售罄万册，作为一本学术专著，您可曾料到它会这么受欢迎？辛德勇：完全没有想到，但我非常开心。
　　我写这本书，只是希望能给考古工作者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基本的背景，可能我说的不对，或不全对，但至少可以在我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思考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