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县长搞承包制：养廉金也防不住贪

说起民国的县长，脑海里浮现出两张大众熟识的脸，他们是电影《让子弹飞》中由葛优和姜文分别扮演的真假县长马邦德。葛优和姜文，他们的县长职位，一个是买来的，一个是抢来的，吃着火锅唱着歌就这样上任了。马邦德花钱买来的官，做得其实并不安稳，两位真假县长不得不想方设法到处捞钱。

要知道，在民国那个年代，县长可是自负盈亏的承包制，虽然后来为了防惩贪腐特别推行了县长养廉金，但效果如何，看客们只能呵呵了。

会同县县长工资，一个月380元

这钱在民国初期能买7600斤米，到1942年只有车夫收入的一半

民国时期，县长工资究竟有多少?并没有一个定数，因为民国将各县根据人口分为四等，等级高的县长工资就高，而各省的数额也各有不同。湖南省《会同县志》保存着一份县级公务员工资表，最高级别的县长工资是380元。

民国初期，会同县公务员的工薪以分级而定：县知事荐任一级，月工薪为380元;荐任二级为320元。委任公务员工薪分为十二级：委任一级月工薪为220元，二级200元，三级180元，四级160元，五级140元，六级120元，七级110元，八级100元，九级90元，十级85元，十一级65元，十二级45元。

月薪380元是什么概念?抗战前1元钱可买白米20斤，猪肉4斤。如果折算成现在的物价，大概1元抵现在的60元左右，380元工资，抵现在的22800元左右。由此看来，当时，县长的工资可以说是高薪了。

如果说,抗战之前县长的薪俸尚算不菲的话，那么，抗战开始后，随着通货的飞速膨胀，县长的这点工资实在微薄。根据学者王奇生的研究，1939年，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县长的月薪仍维持在战前的水平，而同期各省物价却比战前增长了50%~200%。由于物价不断上涨，政府开始对公务员实行生活津贴制度。根据《会同县志》记载，1941年9月起，各级公务员月薪50元以下者，津贴40元;50~100元者，津贴30元;101~200元者，津贴20元;200元以上者，不予津贴。

不过加发津贴也只是聊胜于无，到了1942年，县长的薪俸已接近于国营商业公司的一名工役所得。在昆明，县长的月薪仅及裁缝匠、洋铁匠、泥水匠、木匠等工种月收入的一半，而洋车夫、理发匠的收入则高出县长3倍至4倍。

临湘知事为1000元“黑吃黑”遭枪杀

县长承包制，办公用品、公务支出和请人办事的钱全由县长出

堂堂一县之长，有固定俸禄，有津贴，加上地方人情灰色收入，想必生活应该过得很滋润了。可你想不到的是，民国实行的是县长承包制，一个县政府编制是30人左右，省政府一般绝少拨款，公务支出和请人办事的支出全部要由县长开支。这光靠县长的工资那是根本没办法维持，因此，很多县长不惜铤而走险搜刮钱财，送掉性命的也不在少数。

1924年2月19日的《大公报》曾报道过一则湖南省临湘县长试图欺匪谋利，被报复而死的新闻：岳阳通信云，临湘县土匪素多，客有来自临湘者，谓昨有土匪冒充团绅，前往县署购枪，每枪一枝洋百元，共购十枝，计洋千元，该县李知事知其为匪而利其资，枪洋交割后，匪肩枪而去，中途遇伏，尽夺其枪，匪知其为县署小队也，恨之。乘机潜入县署，觅得该县知事，枪声大作，众大乱，匪扬长而去，该知事遂罹于难云，但一说系病故。

临湘李知事如何会搭上性命想在一锤子买卖中挣足赚饱，大约也是为了钱财。民国时期县长的“承包体制”，也意味着一位县长上任、卸任，不仅全套班底随他同来同去，连办公用品也要自备，解职时财政收支也要全盘交代清楚。烦琐的移交手续一般需要数月甚至几年时间，这期间所需各项费用都要由县长个人承担。加上民国时期县长更换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办移交就成了一笔巨大的额外开支，远远超出县长所能承受的范围。

事实上，根本不会有县长自掏腰包来做这些事。就如1948年6月刘道本在《论改革中国目前行政之急务》中所言：“再廉洁的人员，他也得用不正常的方法去准备一笔移交费，这里面如果要研究贪污的问题，恐怕全国的官吏，最少百分之九十是犯法的，苦难的是地方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