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炎樱曾翻脸？系“吃瓜群众”所编排

“炎樱在报摊子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这段传神的描写出自张爱玲的《炎樱语录》。在张爱玲的散文中，炎樱是常出场的人物，上世纪40年代后期，几乎每篇张文都有她。张爱玲后来去日本、去美国，都有投奔炎樱的意味，炎樱还是张爱玲两次婚姻的证婚人。

张爱玲曾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炎樱能买到让我满意的围巾，换任何一个人都不行。包括爱丽斯或邝文美，炎樱是无法替代的。可能，任何人都无法替代。”

1960年，张爱玲在给邝文美的信里写道：“Fatima(即炎樱)上月结婚，自纽约寄请帖来，对象不知道是个医生还是博士，我也没查问，大家都懒写信。”此后张爱玲与炎樱关系似急转直下，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宋淇说，炎樱曾给张爱玲写过好几封信，甚至在信中写道：“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莫名其妙不再理我？”可张爱玲始终未回。

有研究者称炎樱好炫富，而张爱玲正逢经济困难，二人因此分手，但从时间看，此说不通。也许，炎樱与张爱玲关系纯属无疾而终，未必像旁人们想象得那么戏剧化。

被张爱玲用英文骂娘

炎樱本名法蒂玛·莫希甸，是个混血儿，生于1920年，与张爱玲同龄。炎樱的父亲是斯里兰卡人(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说炎樱是印度人，误)，母亲是天津人。据炎樱自己说，她生在上海，并在上海生活了20年，可她的中文却不太好，著名诗人路易士(即纪弦)曾说：“如果我的蹩脚英语是四十分的话，那么炎樱的中国话，应该给她六十分了。”

1939年，英国伦敦大学在上海举办了远东区招生考试，张爱玲考取第一名，因战争无法去英国，只好改在香港大学就读，与炎樱成了同学。

在《烬余录》中，张爱玲对自己港大的同学肆意嘲讽，只对炎樱表示赞赏。在日军包围香港期间，“同学中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到宿舍后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

张爱玲性格孤僻，在香港又举目无亲，故只与开朗、胆大的炎樱交往。一次港大放暑假，炎樱没等张爱玲就独自回了上海，张爱玲竟倒在床上，放声大哭。炎樱好开玩笑，一天清早，为叫醒张爱玲，炎樱竟将一盆冷水泼在张的头上，张爱玲大怒，直用英文骂娘。

炎樱是张爱玲起的中文名，因炎樱肤色较黑，炎樱对这个名字不甚满意，自改名为“莫黛”，后又改成“貘梦”。

炎樱家甚殷实，当时上海成都路上有一家莫希甸珠宝店，就是她父亲开的，炎樱的哥哥常在店里站柜台。

张爱玲为何留短发

香港沦陷后，炎樱与张爱玲回到上海，因《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两篇小说，23岁的张爱玲迅速成名。

炎樱也写了一些散文，多由张爱玲译成中文，她的语言有特色，比如：“英文谚语‘无知无识是幸福的’，真是有道理。我小时候听见广东人说一个颜色很‘雅’，我当作是‘哑’。因为这缘故，有一种新鲜透明的翡翠绿，他们说‘雅’，我便大声抗议：它不‘哑’，它会叫的！”

炎樱的写作曾引起一些作家的注意，但数量太少，目前只找到7篇，都很短。她主要精力似乎放在服装设计上，张爱玲还为炎樱的服装店写过4篇题为《炎樱衣谱》的广告，其中颇有“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于现实表示不满，普通都认为是革命的，好的态度；只有对于现在流行的衣服式样表示不满，却要被斥为奇装异服”等妙语。

张爱玲好异装，以致去印刷厂，排字工人都放下手中活计去围观她，这些异装许多是炎樱设计的，张爱玲的观点是：我长得不漂亮，不穿得怪异点，谁会注意我？

炎樱与张爱玲都喜欢绘画，炎樱给张爱玲的《传奇》等书设计过封面，还给张爱玲拍了不少照片，而张爱玲也给炎樱画过肖像，放在自己的书中作插图(即《茉莉香片》中手绘的言丹朱肖像)。

据路易士说，成名后张爱玲的造型由炎樱亲手打扮，炎樱认为身材高的人头发宜短，身材不高的人头发宜长，学过美术的路易士对此极不赞同。

张爱玲背后说炎樱坏话

炎樱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证婚人，但她晚年接受司马新专访时，已不记得这件事，甚至不知道胡是大汉奸。1947年，张爱玲与胡兰成分手，胡兰成曾写信给炎樱，希望她从中缓颊，说：“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陈辞。”

张爱玲告诉炎樱，胡兰成爱上别人，不过未发生关系，张爱玲苦笑道：“难道他要我送他一枚奖章不成？”

1949年后，炎樱一家先离开上海，张爱玲在散文中写道：出门时风很大，炎樱妈妈拿了一条红纱巾给我：“围住围住。”这时候怕是午夜了，她们家床铺全拆了，她们今晚就睡旅馆。我刚走了几步，炎樱妈妈又追出来，将一只大红苹果塞到我手上。

1952年，张爱玲借口回香港大学补学历，来到香港，由于没申请到1000元港币的助学金，只好先打工，颇感艰辛。1952年11月，张爱玲赴日本，因炎樱在那里，愿意帮张找工作，此外，张爱玲“以为是赴美快捷方式”。

3个月后，张爱玲又回到香港，她对宋淇的夫人、翻译家邝文美说：“炎樱在日本来信说‘凭着自己的蹩脚日文而做过几Billions(数以十亿)的生意’——我都能明了。假如我处在她的位置，我也会同她一式一样——所以看见一两个把金钱看得不太重的人，我总觉得诧异，而且非常佩服。”

1955年，张爱玲离港赴美，2个月后，她给邝文美写信说：“‘宗教‘有时是扇方便之门。如炎樱——她固信教，不说谎，可是总有别的办法兜圈子做她要做的事。我觉得这种‘上帝’未免太笨，还不容易骗？”

这些刻薄的话，让人觉得张爱玲与炎樱已形同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