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何能做到“不趋时跟风”

孙中山是崇高的爱国主义与真诚的民主主义者，爱国爱民胜过爱家爱己，爱大我胜过爱小我，所以才会放弃经济收入、社会评价相当不错的医生不做，毅然走上“医国”的道路。他还是视野宏阔、学养丰厚的理想主义者，不断地充实乃至更新他的理想世界，从一民、二民到三民主义，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他还是脚踏实地、讲究实效的政治家，既在刀光剑影中与敌人搏击，也在各色人等中折冲樽俎，并根据需要时常调整斗争策略，甚至做出一些让自己战友也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举动。

孙中山的一生，是实处世界、理想世界与过渡世界矛盾展开、相互激荡的一生。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待他的一些举动，似乎与其他政治活动家无异，但如果明了这些举动是到达理想世界的过渡之舟或临时驿站，那就立刻会显现孙中山迥异于一般政治活动家的伟岸之处。

孙中山振兴中华的规划和理想，视野宏阔，思考深邃。究其原因在于，他有着清醒的全球意识，对西方文化确有了解；有冷峻的历史眼光，对中华文化有深切体认，又能进行允执厥中（言行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的辩证思维，可谓“远观历代，横览九洲”。孙中山亦曾自称：“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

比较中西短长优劣

为国人福祉找寻真善美

孙中山具有清醒的全球意识。他认识到，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化态势已经形成，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其外。“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在孙中山的脑海里，一直存在两幅清晰的社会图景，一幅是中国，一幅是欧美。他将这两幅图景时常拿来对照，比较短长，分析优劣，进而求真向善尚美。

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就是在综合考察国内与国际两大社会现实、吸取国内与国际两类思想资源基础上形成的。他的民族主义内涵的前后变化，既有国内民族关系变动的因素，也有国际上民族压迫的影响。他思考民生问题，一开始并没有“节制资本”的内容。这一主张的正式提出，已是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会议召开之时。其时，中国资本主义并没有进入发达阶段。这一论点的提出，源于他对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弊端的考察。在那里，资本发达以后，便产生垄断社会财富和两极分化、把持国家权力及掠夺别国资源的现象。所以，他深入思考这一问题，逐渐形成了关于节制资本的思想。

孙中山的全球意识，不光体现在三民主义的总体设计上，也体现于他对科学技术的评价方面。孙中山十分注意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卸任临时大总统伊始，就将精力投放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上来，规划铁路、港口建设，呼吁发展实业和引进外资，加强国际合作。他礼赞现代科学技术：“自机器发明后，人文之进步更高更速，而物质之发达更超越于前矣。盖机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时人力所不能为之事，机器皆能优为之。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人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任之衣，经此一进步也，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从1890年代开始，直至生命结束，孙中山一直倡导中国走现代化道路，认为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与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正确道路。

但是，孙中山对于科学技术“既可为善、也能作恶”有着清醒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孙中山发现，科学技术既可以用来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也可以用来进行战争，对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1924年，他在一次演说中表示说：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欧洲人近有专用这种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不能进步。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

对照孙中山对科学技术的全面评价可以发现，变化的是对科学技术功能的评价，不变的是对人类福祉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