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的标志究竟是什么

图为《申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从中调解，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西北军两军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也由于蒋介石政治态度的转变，到1937年“二二”事件后中央军于2月8日和平进入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要到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

西安事变爆发之前，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会谈从1936年2月底董健吾到陕北接头以后就一直在进行

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代表全国爱国力量提出的政治主张，正式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剿共内战，开始了一个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的新阶段。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于2月26日返回西安，随即和周恩来继续进行国共合作的会谈。在这之前，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会谈从1936年2月底董健吾到陕北接头以后就一直在进行。1937年2月9日顾祝同到达西安的当天，就以蒋介石委派的国民党代表身份，同周恩来进行会谈。

9日深夜11点钟，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请他以即将发表的“致三中全会电”作为“与宁方交涉之政治的立场”。第二天中午，张闻天、毛泽东电复周恩来，对谈判内容作补充，说明军事机关、政治集会我方应派代表参加，政府则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

2月11日，周恩来同顾祝同、张冲会谈。12日凌晨3时，张闻天、毛泽东又就谈判策略与条件复电周恩来，请他注意在谈判时要对方实行“致三中全会电”中所提五项要求，以避免对方“迫我再让”；要提出或坚持扩大红军现有防地，对西路军“停战让防”，各省游击队就地改编，拒绝国民党向红军派遣政训联络员，经费须从2月领起等条件。12日白天，周恩来同顾祝同继续会谈。双方就共产党适时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扩大民主（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红军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分期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

在2月底恢复谈判以后，双方意见的主要分歧是在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和编制上。按中共中央批准的谈判方针，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为4个师，每师3个旅6个团约1.5万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但张冲临返西安时蒋对他说：红军可以改编为3个师9个团，不可再加。对此，张闻天、毛泽东于3月初电复周恩来，同意张冲在谈判过程中提出的红军主力编4个师16个团、另编2个徒手工兵师8个团共6万人的意见；后因南京方面坚决不允，中央书记处电周：“编制仍以四师为宜”，“但如蒋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由于共产党方面一再让步，至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商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作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报蒋介石决定。

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指出：“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之政治立场”，“绝对不能迁就”

不想国民党方面又节外生枝，制造障碍，3月11日，由贺衷寒提出一个修正案。按贺案，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每师人数只能一万，总共三万，且要服从南京和蒋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派遣，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派人充当；“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在善后处理中，对停止进攻西路军置之不提。总之，要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于南京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并欲以当时孤军苦战的西路军的安危相胁迫。

张闻天、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于3月12日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周恩来并通告红军部队各军事首长，指出：“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对他们所提“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电报指出：“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之政治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对谈判策略，针对两个星期来国民党方面“着着进迫”，提出我方“现应改换姿势”，“向之进攻”，坚持三个国防师（每师1.5万余人）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和苏区完整等最后限度的条件，“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3月15日、16日，中央书记处又连续致电周恩来，要他要求迅速见蒋当面解决问题；为顾全大局，按照电报所列中央确立的15项谈判条件继续谈判。

在形势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僵持不决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解决

毛泽东、张闻天等改取进攻姿态的策略，促成了周恩来同蒋介石的直接晤谈。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上海，由潘汉年陪同到杭州，和蒋介石进行了首轮直接谈判。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登上庐山，自8日至15日在牯岭同蒋介石再次会谈。

1937年7月13日至20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一起，在庐山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谈判。

1937年8月10日，周恩来和朱德、叶剑英一起飞抵南京，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并同蒋介石进行第四次谈判。

正在这时，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国共谈判到了急切需要迅速解决的关键时刻。在形势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僵持不决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解决。

谈判结果，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同意将红军在南方的各路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还达成了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和八路军办事处，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后因南京沦陷，《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释放在狱共产党员和政治犯等协议。这一结果，在红军和苏区方面，虽然取消了名义，进行了改编和改制，但保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产党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而又保持了独立性。这就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斗历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西安事变以后进行的国共谈判，以宣告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而胜利结束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这个宣言和讲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12月25日，张闻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林伯渠并告博古、叶剑英、潘汉年、胡服（即刘少奇）、张云逸、谢觉哉，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张浩的电报中指出：我们宣言及蒋氏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

这个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国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

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但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未免遗憾。今后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

至此，西安事变以后进行的国共谈判，以宣告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而胜利结束。对于国共两党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预期目标，应该说是达到了。而且，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了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南京政府来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形成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局面，带来了全面抗战的实现。全面抗战八年为中华民族写下最为光荣的胜利篇章，而肇其始者，应该说是西安事变发动及其和平解决。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