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发“狂言”的直谏臣李呈祥

图为《沾化东李家乘》

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京城的满官圈子里开始热传一条惊悚的消息:一位小小的汉官竟然敢向皇帝进谏,要求尽数裁去六部的满官而专任汉人。满官们无不义愤填膺,准备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汉人付出代价。

这个敢发“狂言”的汉官,便是明末清初山东沾化人李呈祥。

在沾化东李家族的家谱中,还收录有这个大逆不道的《辩明满汉一体疏》。这篇被斥为“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的奇文,不仅在朝堂引发了轩然大波,也彻底扭转了作者的命运。李呈祥被下狱流放,几乎客死异乡。但他仍执着地将它汇编入诗文集中,希冀流传后世。

“李呈祥是个快人快语的耿直人,所以才会在当时紧张的政治环境下说出‘大逆不道’的话来。”其后人李洪彬说。

山河破碎风飘絮

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九月初十,沾化县西关(今富国街道)贡生李咸英的家中喜添一子。兴奋的咸英翻阅群书,遍寻佳句,给孩子起名为“呈祥”,寓有“呈现祥瑞”之意。

七岁时,李呈祥入私塾开蒙读书。因悟性高、记性好,塾师评其“赋资瑰异”。十岁时,李呈祥与同乡苏竹浦、剑浦兄弟及高含章共学制举文字。读书西村后,他尤爱史学,甚至亲手誊录庄骚、史汉诸文字并研习背诵。及其长大,更穷研司马、班范诸史书,在当地文名鹊起。

补诸生后,李呈祥因才学得山东督学翁鸿业、沾化邑宰刘观欹的器重。刘观欹拿出珍藏多年的《函史》书稿,馈赠予李呈祥。刘氏认定眼前的这位年轻人,虽貌不惊人来日却必为国之伟器,勉励他穷究天人古今,日后造福百姓。

历史是现实的虚幻照映,史书中包藏治乱兴亡的借鉴。从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开始,历代史学家都留心于探究“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真理,李呈祥对治乱之事自然也倍加留意。“我和剑浦少年时听闻明僖宗天启年间魏忠贤宦党乱政事。每每私下指责当时的贵公巨卿,是只知尸位素餐而不知为君谋国。”

为臣子者,应当为君谋国,但该如何为君谋国?李呈祥笃信,臣子首先应秉承“直言敢谏、刺君之过”的信条。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呈祥中乡试举人,次年春闱又中进士,春风得意一时。

如果按部就班,李呈祥接下来是要赴吏部铨选。兴冲冲的他和几个同乡,有说有笑地赶往京师。但这行人刚抵达,就遭逢瘟疫流行。同行的一个孝廉,不幸染病亡故。李呈祥冒着丧命的危险,执意为其收殓安葬。此后,李呈祥就寓居京师,等待吏部的派任文书。

日子一天天过去,局势越来越糟糕。李呈祥没能等到吏部文书,却等来了牢狱之灾。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埋葬了朱明王朝。关外的满清军队伺机入关,占据北京统治中原。李呈祥还没从国破君亡的伤痛中走出,就遭遇了个人生死的残酷考验。

满清进入北京后,四下搜捕读书人,李呈祥不幸被捕入狱。狱中的他被迫剃发易服,身心饱受摧残。被折磨四个月后,他才在同乡的周旋下放归故里。九死一生的李呈祥与妻子相互搀扶,才得生还回乡。返乡后他“归谒高堂,拭目惊泣,谓岂冀复生还矣乎”。

四个月的牢狱生涯,李呈祥度日如年,甚至作了死节的最坏准备。如今死里逃生,他深感乱世生命如蝼蚁般的脆弱无常。

春风得意国事任

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逃归后的李呈祥,如惊弓之鸟、迷途之鹿,不求闻达诸侯,只愿侍奉高堂。

但京城的统治者,为巩固新生政权,却在调整统治政策。满族权贵希望依靠文治来笼络人心、钳制民意。文治离不开士子的配合和参与,所以他们一边下诏开科举,一边下令举荐前朝旧臣。山东是士人的集中地,清廷的招抚不遗余力,山左士人归顺者络绎不绝。

在清廷恩威并施的手段下,李氏的至交好友高珩、王崇简、王永吉、冯溥和苏剑浦等人渐次降清,李呈祥的内心颇受触动。他久久在仕与隐之间摇摆,难以最终抉择。此时父亲又勉励他“天仇既复,此子行义时”,重燃了内心深埋的治国梦想。

李呈祥进京赴阙了。入仕清朝后,他温恭自持,贤德廉洁。因清廷草创,正是用人之际,李呈祥的仕途顺达,屡次升迁。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补翰林院编修。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升任国子监祭酒。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迁詹事府少詹,兼侍讲学士,并充清实录副总裁。短短六年间,35岁的李呈祥官至四品,圣恩正隆。

但官运亨通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危机。

李呈祥虽遇改朝之痛,“刺君之过”的信仰却并未动摇。更兼他生性耿直,为官敢谏直言,却不知揣摩上意,不懂变通保身。他曾在为友人的举荐疏中,委婉地表达自己心中“忠臣”的标准:“求忠臣必于直谏之门,如原任检讨臣唐梦赍,迹虽似乎渎扰,心实出于效忠,愿与许作梅等一体录用。”

“忠言逆耳利于行。李呈祥认为只有敢于直谏、对君王不虚美溢美的臣子,才配得上称忠臣。”李洪彬说。

敢谏的追求、耿直的品性,在浑浊官场中算是一股清新之气。但在君主专制的时代,过分的耿直只会招致杀身之祸。

李呈祥很快就要为自己的耿直付出代价了。

石破惊天作奇文

顺治初年的政治形势,微妙而紧张。根深蒂固的满汉矛盾下,汉官在理想和现实间夹缝求生,稍不注意就会触碰红线,遭受无妄之灾。

对这一切,耿直的李呈祥也许并未察觉,也许不以为意。他醉心于魏征《谏太宗十思疏》里直言敢谏的精神,时刻关注着定鼎之初的为政得失。若朝政有弊病,他便讽喻于朝堂。

顺治亲政初,满族议政王会议的力量得到迅速加强,汉官的地位愈发边缘化。越来越多的汉官感到,六部尚书只由满人担任是对汉臣的歧视和压迫。满人不娴于政治,六部在他们的管理下混乱不堪。尽管顺治帝为加强专制而拉拢汉官,在“不分满汉、一体眷遇”的幌子下于六部增设汉尚书,但实际权力仍掌握在满尚书手中。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比比皆是。

李呈祥早就对此牢骚满腹,私下里对汉臣多次申言。

有些汉官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虽不对大政方针提建议,却不断要求皇帝习经书、读通鉴、开经筵,提高对汉文化的认同。而另一些耿直的汉官,则在等待合适机会,向年轻的皇帝阐发心中看法,宣泄内心不满。

顺治十年,皇帝就“满汉诸臣胥当一体”的问题下诏求贤,寻求能直言敢谏的大臣。如果李呈祥此刻稍有政治敏感度的话,也许能从不久前的吴达奏疏案中嗅到危机的味道。

当年正月十九,京畿道监察御史吴达上了一本《特参内院大臣之非以端之》,称“未闻冲龄御世,聪明轶于百王,而大小臣工臃肿聚于一时”。吴达的奏疏直指朝中满官属于臃肿无用之类,自然激起了轩然大波。奏疏被付廷议后,满臣认为该疏“藐国臣为草茅,而比之以臃肿,悖甚谬甚”。尽管吴达再三解释,也逃不了被贬的下场。

二月初,李呈祥将石破惊天的《辩明满汉一体疏》呈递上去。

在《沾化东李家乘》中,对李呈祥的奏疏作了全文记录。奏疏里,李呈祥首先强调“用人得当”的极端重要性,“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而民心顺逆在于用人当否”。天下民心的向背,决定于施政人才是否恰当。他讽喻当今是“吏治之庞杂已甚,百姓之失所已极”。其意在表明,当下吏治庞杂混乱,已到了必须治理的地步。

那该如何廓清紊乱的吏治?李呈祥接着以顺治“满汉一体”的理念切入,指出“我皇上谓大小臣工皆腹心手足,所视满汉诸臣为一体”。但他对何为“满汉一体”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他以人的身躯部位为喻,指出一体并非是功能等同,“人之一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各守其官,而互相为用,所谓一体”。各司其职,因材制宜,协调统一,才是真正的“一体”。如果眼睛不仅要观察,还要替代双耳、双手和双足的功能,那么这个人肯定是丧心病狂,绝对不是真正的一体。

顺着这个贴切形象的比喻,李呈祥自然将话题延伸到满汉大臣的异同上来。李呈祥说:“满族大臣甘冒锋镝、披荆斩棘,平定天下,功绩自然彪炳。然而自古开创天下的功臣,往往娴熟军旅而粗疏民政。所以汉光武帝要优待功臣,却并不用吏事来烦扰他们,这种考虑才是周全齐备。”

“熟稔章句之学的汉儒,都是亡国灰烬中的残余,对建国没有尺寸功勋。如今皇上不计前嫌,对他们洗濯录用,可谓是罕见的恩遇。”所以汉臣应当“毕智竭力少为报效者,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满汉诸臣,作为帝王股肱,恰如人之耳目手足,各司其职才能发挥功用。然而当下政治由不熟悉治民的满臣把持,熟悉治国的汉臣却得不到重视,朝堂关系并不和谐。

李呈祥据此提出大胆的建议:“臣希望陛下,对于满臣,多记录功绩,宽容小过。凡是在各衙门任事的满臣,职务要务虚。如果行为得当则予以升赏,偶尔有不合适的,也要宽容优待。对于汉臣,则要求他们担当任事,杜绝其推诿塞责。凡是在官位上的,一定要清晨工作晚间思索。工作需要见实效,不作务虚之事。如果当进言而不说,则治他的欺君之罪；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就惩戒他的怠政懒惰。”

如果按照他的政策施政,则满汉诸大臣肯定同心协力,那么纪纲自然振举,政事必然修明。而且大臣守法度,小臣自清廉,京师大治,四方自安。天下安定,民心顺达。尧舜禹汤之主,可立刻复见。

李呈祥的这番话,语虽委婉,却字字见血。他实际是建议皇帝,把朝中的人事安排做一个颠覆性的变革。

从当时实际需要来说,李呈祥的建议对稳定朝局、加速汉化、巩固统治,应该是一条切实有效的策略。但他的建议,无疑挑战了满臣和皇帝的心理底线。

李呈祥后来的际遇,自然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