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贪的两种历史经验

中国是史乘大国，汗牛充栋，积累下来的历史经验也异常丰富。翻开二十四史发现，腐败算是一种“传统”，历朝历代“一以贯之”。再看治贪，有两种主要经验：严刑峻法和高薪养廉。前者以明朝为代表，后者以宋朝为典型。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草根，目睹元末种种腐败，曾发誓一定要杀尽天下贪官，他由乞丐登上天子位，开始了铁腕治贪。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诰》，绞尽脑汁，想出了诸如凌迟（千刀万剐）、枭首（砍下人头挂于城门）、剥皮、抽肠（用铁钩把肠子拉出来成直线）、刷洗（刷尽皮肉露出白骨）、阉割、挑筋、剁指、断手足等酷刑。规定凡贪赃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用草填满人皮，挂在当地衙门里，以警示后来者。并发动百姓反贪，地方民众可以绑贪官恶吏进京，谁敢阻拦，诛全族。只“空印案”“郭桓案”便株连数万人。有明一代，治贪以剥皮始，以剥皮终，从未放弃，刑罚之严峻，居历代之冠。

重典治贪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并未吓阻官员们的“前腐后继”。做了30年皇帝的朱元璋，跟贪官斗了30载，到头来却犯嘀咕：“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果朕不才而致是欤？抑前代污染而有此欤？”意思是说刚杀掉一个，尸体还没来得及搬走，新犯死刑的贪官又被押上来了，是我无能吗？还是前朝的负能量造成的精神污染所致？朱元璋死后，明代官场贪腐之风愈演愈烈。

同样，宋代立国之初的一系列法制，称“祖宗家法”，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官待遇之优渥，超越历代。鉴于官员俸禄过低，容易滋生腐败，宋代实行“益俸制”和“职田制”，想方设法增加官员俸禄。京官除了有数倍于前朝的薪水（正俸）外，还有用来做春冬服的绫罗绸缎、供养仆人的衣粮、禄粟、茶酒厨料、炭、盐、职钱、折食钱、茶汤钱等；外官除薪水外，还有数倍于薪水的各种补贴以及职田（归官员所有的田地）。这些都是为解除官员的后顾之忧，让其一心一意为朝廷做事。然而，高薪养廉的结果却是“文官爱钱，武官怕死”。宋代官员以“不贪为怪”，有的利用职权普遍经商，且强买强卖，偷税漏税，有的卖官鬻爵甚至贩卖人口，种种腐败行为令人触目惊心。王安石也把加薪作为治贪的手段，但最终不得不承认“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古代，做官的是读书人，自小熟读圣贤书，道德教化不可谓不深；而政府的治贪手段也不可谓不多，以上只是两种典型；可叹的是，历朝历代都没有根绝腐败，甚至越治越贪。为何？严刑峻法也好，高薪养廉也罢，都是治标不治本之策。读书为做官，做官为发财，不为发财，也为荫庇子孙、光宗耀祖，同发财是一个意思。人情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了科长，可以为子女办事；当上处长，亲戚跟着沾光；当上厅长，连子女、亲戚的朋友都会找上门来；当上部长，就要为乡党谋利益。不贪不占的结果是要斩断一切人情来往，况且古代官员的一大家子都靠这位得路青云的人来养活。个人处在一张网中，自食其力的人、独立之人少之又少。这样的社会，怎能指望风清气正、海晏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