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名女党员的壮丽“春秋”：当年的湖南高考状元

清朝末年，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现名开慧镇）出了两个秀才。一位是枫树湾（现名飘峰村）的缪芸可，一位是板仓冲的杨昌济。缪芸可大女儿叫缪伯英，女婿叫何孟雄；杨昌济小女儿叫杨开慧，女婿叫毛泽东。

1921年10月9日，是个星期天又是重阳节，何孟雄、缪伯英的婚礼正在中老胡同5号举行。两个人的名字一“英”一“雄”，后来被誉为中共党史上著名的“英雄夫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他们俩位列其中，而新娘缪伯英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桃哥”——缪秀才的女儿

就见14岁的缪伯英冲上前，背起三华，追上警察押送的吴老板，大声对三华说：“吃你女儿的是这个恶魔！”

1899年10月21日，缪家老大降生了，缪芸可喜得千金，非常高兴，他给孩子起了个乳名“玉桃”，学名缪伯英。缪伯英话不多，性格坚毅，天不怕地不怕，像个男孩子，妹妹仲英、弟弟立三不管她叫姐姐，却叫她“桃哥”。

辛亥革命后，缪芸可辞去湖南省教育司教育科主任，东渡日本学习现代教育。半年后归国，在家乡创办小学、女子职业学校。受开明家庭的熏陶，缪伯英与男孩子一样，10岁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毕业后升入校本部学习，还在平江启明女子师范学校寄读一年。

启明女子师范的刘三华，父母双亡后，被狠心的叔叔卖给了在平江开赌场的吴老板。吴老板一妻两妾生了7个女儿，三华头胎也是女儿。中秋节这天，随着一声啼哭，三华的二胎又是个女儿。望着刚刚降生的女儿，重男轻女的吴老板失望到了极点，他丧心病狂地抓起女儿，一下子扔进了水桶，活活地溺死了。

消息传出，启明女子师范的学生非常愤怒，在女校长的率领下，来到吴老板家抗议。大门一开，就见五花大绑的吴老板被警察压了出来，门外顿时骂声一片。突然，披头散发的三华冲了出来，指着吴老板的背影叫骂：“魔鬼！他是魔鬼！” 女校长见状赶忙上前，紧紧地抱住了三华。神情恍惚的刘三华一把推开女校长，大声骂道：“就是你！你吃了我的孩子！”见此情景，人们都不知所措，傻傻地站着。就见14岁的缪伯英冲上前，背起三华，追上警察押送的吴老板，大声对三华说：“吃你女儿的是这个恶魔！”

一个警察对缪伯英的举动非常惊奇，问道：“女学生，你的胆子真够大的。就不怕我们把你抓起来？你叫啥呀？”缪伯英一字一顿地回答：“维护正义，何来害怕！本姑娘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叫缪伯英！”人群发出一片赞叹之声：“姑娘！好样的！”

1916年7月，缪伯英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3年前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杨昌济此时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全家从乡下的板仓冲迁到了长沙。在乡下，缪伯英和杨开慧就是好姐妹，小两岁的杨开慧也管缪伯英叫“桃哥”。到了长沙，两个人来往更多了。

1919年7月，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用今天的话，她就是当年湖南的高考状元哩。

头发的故事

缪芸可对女儿的举动不仅没有谴责，还给校方回了一封信，“我有心灵能识古，年逾古稀亦知新”，以示支持女儿的行动。

1919年的秋天，缪伯英从三湘之国来到了文化之都北京。刚到北京的缪伯英，感觉什么都新鲜：金碧辉煌的紫禁城、皇家气派的园林、悠长的胡同、流派众多的思潮……开心的是，她又见到了杨开慧。原来，一年前，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举家迁到了北京。

当时的北京，新思潮交汇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气象。求知若渴的缪伯英，很快就融入了滚滚的反封建新思潮洪流之中。

当时，新派女学生认为留长发就是封建意识，缪伯英等女高师的学生纷纷剪掉一头长长的秀发，留起齐耳短发。女高师当局觉得这些新派女学生是在挑战学校的权威，哪儿还符合妇道操守？

于是，校方在图书馆前贴出告示：“今日我校学生多剪发齐眉，有伤风化，有悖妇德，应与禁止。责令擅自剪发者复蓄，未剪发者不得效仿。如敢固违，定以校纪处罚，令家长接回不得再入本校。” 还要求学生的保证人、监护人和家长督促执行。但是，缪伯英、张挹兰、许羡苏和体育系的甘睿昌4名女生，死不遵命。她们觉得：皇帝都没了，男人的长辫子都剪了，凭什么女生不能剪短发？

缪芸可对女儿的举动不仅没有谴责，还给校方回了一封信，“我有心灵能识古，年逾古稀亦知新”，以示支持女儿的行动。许羡苏是鲁迅的同乡，鲁迅是她的保人。为了这事儿，鲁迅几次找女师校长疏通无果，就退了女师的聘书，还写了一篇《头发的故事》的短文，借守旧的N君的话，加以讽刺。“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在社会上的一片抗议声中，最后，这件事情只好不了了之。今天我们看到的为数不多的缪伯英照片，多是一头短发，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一个偶然的机会，缪伯英在北京大学湖南学生同乡会认识了北大学生、酃县同乡何孟雄。以后，她就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参加社团活动。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纷至沓来。何孟雄、缪伯英等不少学生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对于“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工读互助更是着迷。

邓中夏、何孟雄等13人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布脱离家庭、婚姻和学校关系，暂时重工轻读，绝对实行共产。他们在北大二院对门、沙滩东口骑河楼斗鸡坑7号租了3间小房子，贴上“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的对联，摆上5张桌子，办了个“俭洁食堂”。小饭馆里切菜端盘子的几名学生，都是日后中共党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缪伯英等女生也不甘落后，中断学业，组织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在东安门北河沿17号租了间房子，挂出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小木牌，开起裁缝店、洗衣店，女学生变身“女裁缝”。开张之日，她们还贴了不少小广告：“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

一时间，学生搞工读互助成了社会新闻，北京《晨报》的第三版赫然标题——《寒苦学生之模范》，介绍何孟雄等学生开办的“俭洁食堂”，称赞“菜蔬精美价格低廉，大受学生欢迎”。缪伯英等女生开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经过《晨报》的报道，甚至有外地女生前来参加。一番光景，好不热闹！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学生们凭着“理想”和热情，不怕吃苦，勤于劳作。但事与愿违，他们没有经营管理经验，不但毫无盈余，反而赔了本钱。美好的空想还是被现时的残酷击碎了。1920年3月23日，何孟雄等人的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布解散；9月，缪伯英等人的女子工读互助团也坚持不下去，解散了。

痛苦的失败让何孟雄、缪伯英等学生意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于是，他们摈弃了工读主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