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政要眼中的外交家周恩来是什么样子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与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制定了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并且以其非凡的才能，卓有成效地贯彻执行，使社会主义新中国一扫旧中国任人欺凌的屈辱面貌，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国际上的普遍尊敬和赞扬，很多世界政要都称赞他“是一位卓越的谈判家”“是世界上罕见的伟大外交家”。

尼克松：他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家

尼克松曾于1972年和1976年两度访华，是第一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期间，他与中国政府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联合公报》是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与周恩来的接触中，被周恩来那种伟大的精神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所折服。在他的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一个拥有强大民族自信心的人。

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这样写道：斯大林执掌苏联时期，有位难以对付的外交部长叫莫洛托夫，他曾警告一位美国谈判代表：“要是你们认为我们难打交道，那等你们遇上周恩来的时候再看吧!”

当我们真的遇上周恩来的时候，我发现他并不是莫洛托夫形容的那种僵硬的谈判者。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他把我们看作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中国人，他承认他需要我们。

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大，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更大。我们的任务是求同存异，不加剧分歧。中国领导人希望缓和由于与苏联决裂而出现的四面受敌的状况。我们认为结束中国政府的“愤怒的孤立”是必要的，我们也看到了用三角外交帮助遏制苏联的机会。和解的共同愿望虽然有了，但是还得要用一个公报明确我们的关系，还得要解决许多技术性问题。

在我们的谈判中，我认识到对周恩来来说要突然放弃他的决定于他的意识形态的外交立场，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他是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现实主义者，因为正如他对基辛格所说：“舵手在掌舵时一定要利用潮流。”

当我们讨论到美国在日本和太平洋驻军的问题时，我知道这个问题特别敏感。我注意到，中国人要求美国从日本撤军并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于是，我指出，我们的政策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尽管它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原则相抵触。我说：“美国可以撤出日本水域，但是别人仍将在那里捕鱼。”我指的是苏联人。我补充说，那时日本不是与克里姆林宫和解，就是重新武装，二者必居其一。

我知道，周恩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大概会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为一个理想家，他决不会直言不讳地表示同意。果然，他以他特有的微妙方式作出了反应。他沉默了片刻，然后，不加任何评论便改变了话题。但是在场的人谁也不会弄错，他的沉默只可能意味着同意。

我与周恩来除了一起吃饭、参加宴会和其他公开活动以外，正式进行单独会谈也有15个小时以上。我留下了4点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有旺盛的精力、周密的准备、高明的谈判技巧和遇事不慌的镇定态度。

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在我们的一些时间比较长的会谈中，我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听着译员低声翻译的单调的声音，双方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露出了倦意，但是73岁的周却始终头脑敏锐，精神抖擞，聚精会神。他从不离题，从不讲废话，也从不要求休息。如果我们对公报措辞有一个分歧在下午会议上没有解决得了，他并不把问题留给助手，而是在当天余下的时间亲自与基辛格会谈来解决。次日上午他看上去就像在乡间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周末刚回来一样精神。他日理万机，工作越繁重，精力越旺盛。

他是我见到过的领导人中准备最充分的一位。他在会前已熟悉了情况，只有在技术性很强的细节上才问他的助手。

基辛格曾对我说，周的谈判技巧会使我感到惊异。此话果然不错。大部分谈判不但涉及实质性问题，也涉及象征性问题。我与毛泽东会见后，周恩来和我坐下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谈。开始时，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象征性问题，巧妙地考验我的决心，看看我到中国来这个行动是否说明我准备放弃过去坚持的观点。

“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他说，“可是杜勒斯不愿这样做。”

“可你说过，你也不愿同他握手。”我回敬说。

“不见得,”周恩来回答说，“我本来是会同他握手的。”

“那好，我们握手吧。”我说着便在桌上把手伸过去，再次同他握手。

周恩来似乎对这个话题发生了兴趣。他接着说：“杜勒斯的助手史密斯先生本来不想那样做，可是他没有打破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只好用右手端着一杯咖啡。握手不能用左手，所以他就用左手握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周恩来又说：“但在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了，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已经冲破了老框框，”我表示同意地说，“我们现在是按每一个国家自己的行为来看待它，不是把它们笼而统之归为一类，也不因为它们都坚持这种哲学就说它们都是漆黑一团。我愿诚实地告诉总理，当时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所以我的观点与杜勒斯先生一样。但是，后来世界变了，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也必须变。”

周恩来是个顽强坚毅的人，但是在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的过程中他是灵活的。对于公报中关于台湾的部分，我们双方的观点相去甚远。我们不愿抛弃也不能抛弃台湾，他不愿放弃也不能放弃对台湾的毫不含糊的主权要求。他想要用公报来肯定这一要求。我们最后达成了折中办法，就是双方都用非刺激性的语言各自申明自己的立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基辛格和周恩来。目光始终放在主要问题上的周恩来知道，中国与美国的新关系比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占上风更为重要。

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他始终镇定自若，从未失态。与赫鲁晓夫的滑稽动作和勃列日涅夫的装模作样形成对照，周恩来从不提高嗓门，从不敲桌子，从不为了强迫对方作出让步而扬言要中断谈判。1976年，我对周恩来的夫人说，她的丈夫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始终态度坚定而不失礼，他越是“手中有硬牌”，讲起话来越是平和。我认为他之所以能这样从容镇定，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他所受的锻炼和阅历，但是也反映了他的成熟和自信。俄国领导人显然认为在助手面前必须拿出威严来，但周从不认为有这样做的必要。

周恩来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诗人，有时以诗喻事。有一次，周恩来借毛泽东的《咏梅》词隐喻美国1972年的总统选举，暗示希望我获胜。周恩来说：“主席这首词的意思是，一件事的开创人不一定是收获人。到了花开满树的时候，他们也就快退去了。”周恩来接着说：“你是开头的人。你也许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

斯大林：“周恩来同志，我祝你万事如意”

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大元帅，是在苏联执政时间最长的最高领导人。在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曾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总理，周恩来。”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圆满完成莫斯科之行，启程回国。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举行盛大招待会，斯大林破例率苏联领导人出席。周恩来充满激情的祝酒词，赢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斯大林向毛泽东敬酒后，举杯来到周恩来面前，用饱含尊敬的口气说：“周恩来同志，我祝你万事如意。”此次苏联之行，周恩来娴熟的外交艺术受到斯大林以及中外外交家的高度赞扬，他在世人面前成功地树立起新中国的外交形象。

1949年12月16日，经过10天的长途旅行，毛泽东到达了他向往已久的莫斯科。在莫斯科北站举行的欢迎仪式隆重而简短。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及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他的小会客厅恭候毛泽东一行。

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双方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快结束前，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事实上，从会谈一开始，斯大林就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

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泽东的幽默使在座的苏联人一个个目瞪口呆。

毛泽东不想做更多的解释。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更摸不透毛泽东的意图了，他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在斯大林看来，两国最高领导人都在一块，应该什么都能定，想完成的都能完成。他们做不了的，谁也不可能代替他们做。显然，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心思。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的外交才能超群盖世，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本领比他更在行，同时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自己不是总理，也不是外交部长，对不上口径，如果要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就只好请周恩来来莫斯科了。

毛泽东见斯大林仍不明白自己的意思，不高兴地说：“周恩来到了，就可以商量这件事情了。”

在要不要请周恩来的问题上，两位历史巨人出现了分歧，双方都闷闷不乐。毛泽东还对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发了脾气，此后也很少参加活动……

外界造谣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

斯大林对此忧心忡忡，派外长莫洛托夫、驻华大使罗申拜访毛泽东。在了解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后，才同意请周恩来赴莫斯科。

1950年1月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说：“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

这样，周恩来赴苏便成了中苏关系能否向前发展的关键。

1月10日，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20日，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并在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说。

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刚开始不久，斯大林就在东北问题上放出试探气球：要中国承诺，除了苏联人以外，不许第三国公民进入东北，不许他们居留于中国东北和新疆地区。

突然提出的问题让谈话有些冷场，周恩来略微思考，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居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这一问使斯大林措手不及，陷入窘境。他尝到了周恩来的厉害，赶紧解释说苏联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双方不愉快的气氛随即缓和。

至此，斯大林才明白毛泽东非坚持把周恩来请来不可的原因了。

基辛格：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

基辛格，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一位现实政治的支持者，1969年到1977年之间，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并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基辛格在他撰写的《论中国》一书中这样评价周恩来：“他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担任总理已有差不多22年，与毛泽东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为毛泽东与毛泽东为之规划宏图的人民群众之间重要的纽带。他把毛泽东的远大理想化为具体计划。同时，他还因为给毛泽东的过激之处降温——至少是在毛泽东满腔豪情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这么做——而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激。”

“在我跟周恩来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中美和解起于冷战期间的一种战术，后来演变为新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们双方都不抱幻想能改变对方的基本信念——我们的对话得以进行正是基于这一点。但我们也声明了双方的共同目标。这些共同目标在我和周恩来都退出历史舞台后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最大荣耀。”

1998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李云飞来到位于纽约市公园大道350号26层基辛格事务所专门采访了基辛格。采访中，基辛格握着记者的手，诚挚地说：“我对周恩来是有感情的。如果你不是中国记者，我还真抽不出时间来接受采访。”

落座后，记者请他谈谈对周恩来的印象。基辛格说：“周恩来智慧超群、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他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在我见过的外国领导人中，周恩来是百里挑一的人物。

当谈到20世纪70年代初他秘密访华的经历时，基辛格显得异常兴奋。他说：“那可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那时有关中国的知识全部来自班子里的助手给我准备的那一堆材料。当时，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是，当我与周恩来在一起会谈时，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两位大学教授在探讨国际形势，互相启发，谈笑风生。周恩来了解国际形势的深刻程度是惊人的。”

在谈到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时，基辛格说那是“非常典雅”的。他说，“我和周恩来的会谈通常都是从下午3时开始一直谈到晚上，甚至半夜，只在吃饭时才停下来。在这么长的会谈时间里，从来没有人进来请他去接电话或送文件要他批示。他总是显得那么从容不迫。这不仅说明他能力非凡，而且也是对客人的尊重和礼貌。”基辛格说，他曾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如果你到华盛顿来，我会感到难堪的，因为那里的高级官员做不到这样。”他还感慨地说，“周恩来对人谦虚礼貌是处处都体现出来的。尽管我们之间级别不同，周恩来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轮流举行。这样，他来拜访我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会一样多。我当时只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不是国务卿。”

基辛格认为，周恩来的卓越外交才能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还可以从1972年中美联合发表的《上海公报》中反映出来。他说，美方提出的初稿使用传统和通常的写法，将共同点写得模糊不清，分歧又用套话加以掩盖，看起来似乎共同点很多，实际却不然。周恩来看了以后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的。”后来，中方交给美方一份备忘录，它的写法是先把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列出来，然后再谈共同点，这样反而使共同点显得更有分量。于是美方接受了。基辛格深有感触地说：“两国之间公报的这种写法，我以前从未见过。就我所知，在外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实际上这是一份很好的公报。”随后，基辛格又讲了一个小插曲：1972年尼克松一行访华参观十三陵时，有关部门的人为了使场面热闹些，在大冬天组织一些小孩子穿着花衣服在那里唱歌跳舞。一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对此提出疑问，认为这是事先安排的。周恩来知道后，当面向尼克松、基辛格等人表示道歉，并对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提出批评。这件事使基辛格对周恩来更加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