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初至19世纪20年代,葡萄牙对巴西进行了长达300余年的殖民统治。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对巴西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单一产品制和大地产制成为制约近代巴西经济发展的羁绊。由于独立运动的不彻底性,在独立后的一百年间,巴西仍旧沿着殖民地时期的路径,发展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单一商品经济,促成了19世纪咖啡经济的畸形繁荣。“咖啡王国”巴西一方面享受着咖啡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另一方面也饱受其弊病之苦。
殖民者推行单一产品制
15世纪,为了打破意大利人的商业垄断,通过水路与传说中的东方建立直接贸易,葡萄牙人开始探索新航路,继而进行殖民扩张。1500年4月,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的葡萄牙船队意外抵达今巴西东北部巴伊亚海岸的塞古罗港,宣布其归葡萄牙所有。从此,葡萄牙开始了对巴西的殖民统治。
在征服美洲时期,欧洲正盛行重商主义经济理论。西方殖民者根据宗主国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在殖民地推行单一产品制,专门生产一种或几种初级产品,实行奖出限入的贸易保护和垄断政策,将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葡萄牙将单一产品制推广至巴西,依照出口产品的兴盛顺序,巴西先后经历了红木、蔗糖、矿业三个经济周期。
红木经济始于16世纪初。作为当时制造红色染料的重要原料,红木(brasil)非常稀有且价值不菲,被誉为“绿色金子”,巴西的国名正源于此。在欧洲纺织业的刺激下,葡萄牙殖民者开始疯狂采伐红木,垄断红木贸易。到16世纪末,每年约有100条船满载红木从巴西前往葡萄牙。在两个世纪中,葡萄牙殖民者砍伐了约5000万株红木,过度开采导致巴西红木资源几近枯竭。至18世纪,红木经济陷入衰败。
蔗糖经济周期大致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1502年,第一批甘蔗芽从葡属马德拉群岛引进巴西,16世纪中叶在伯南布哥、巴伊亚一带开始大规模种植。大地产制和奴隶制为甘蔗的规模化种植提供了可能。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把葡属美洲划分为15个总督辖区,同时将这些辖区分配给12位受赠人。受赠的大地产主要种植经济作物,经营服务于国际市场的出口经济。由于白人移民人数极为有限,劳动力非常缺乏,葡萄牙殖民者从非洲抢掠、贩卖黑人,以满足巴西制糖业所需的劳动力。据保守估计,16世纪至18世纪,约200万黑奴被贩运至巴西。因此,甘蔗又称“奴隶作物”。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欧洲几乎所有糖料都产自巴西。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荷兰、法国和英国纷纷效仿葡萄牙,在加勒比海岛建立甘蔗种植园,这对巴西蔗糖经济造成极大冲击。18世纪初,巴西从糖料作物中获取的收益骤降三分之二,蔗糖经济步入萧条。
随后,葡萄牙殖民者在米纳斯吉拉斯地区发现黄金和钻石,巴西经济因之进入矿业周期,持续近一个世纪。18世纪,巴西开采的黄金约有200万磅,占全球黄金市场80%,钻石总产量超过300万克拉。从表面上看,矿业繁荣似乎挽救了巴西经济,使葡萄牙变得更为富有。事实上,葡萄牙殖民者在大肆挥霍巴西财富的同时,也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对英国工业制成品的依赖日益加深,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转而流入他国之手。因此,从长远来看,黄金和钻石并没有使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变得富足,相反,却加剧了其贫困落后。红木、甘蔗和矿业三个经济周期带给巴西的只是畸形的、虚假的繁荣。
在葡萄牙300多年殖民统治下,巴西经济从未出现多样化,从一开始就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单一产品制度。外部市场需求决定着产品的外销情况,继而影响和制约殖民地的发展状况。单一产品制、大地产制和奴隶制度成为殖民地时期巴西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共同构成了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制约巴西未来经济发展的桎梏。
在殖民统治期间,葡萄牙不仅奴役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而且对巴西土生白人采取许多歧视性政策。政治方面,土生白人即使作为大地产主的继承者,也不能担任政府高级官员;经济方面,殖民者垄断巴西进出口经济,不允许土生白人插手;此外,殖民者还以各种名目对土生白人苛收重税。土生白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不断受到挤压,他们当中的精英分子从欧洲启蒙运动中汲取养分,并受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激励,开始致力于切断与葡萄牙王室的政治纽带,试图打破宗主国的经济垄断,直接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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