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误国，并非王衍一人的过错

西晋“八王之乱”后期，东海王司马越击败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反叛势力，掌控了西晋局势，在晋惠帝死后拥立司马炽，是为晋怀帝。司马越自任太傅辅佐朝政，辅政期间专横跋扈，杀戮朝臣，大失众望。就在西晋内乱之际，北方游牧民族迅速崛起，不断进犯中原。永嘉四年(310年)，胡虏侵逼郊畿，司马越不能自安，请求征讨石勒。当年十一月，司马越率领十万甲士出征，屯兵项城。稍后，苟晞起兵讨伐司马越，指责司马越“使天下淆乱”，内忧外患使司马越于翌年三月忧惧而死。

司马越死后，众人推举太尉兼太傅军司王衍为统帅。王衍眼看贼寇蜂起，惧不敢当，就推辞说：“我年少时无意做官，凭借家世和资历，逐渐到此地位。今日事关重大，怎能让不合适的人接任统帅?”王衍推荐王范，王范婉言谢绝说：“您是天下第一名士，您不接手谁敢接手?”众人随声附和。王衍无法推托，只好接下担子，出任统帅。

随后，王衍率领大部队奉送司马越的灵柩归葬其封国东海。与此同时，石勒率领轻骑兵在后面追赶，王衍等浑然不觉。至苦县宁平城，石勒号令骑兵围攻晋军，王衍惊慌失措，“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王衍和诸多王公大臣成了俘虏。

石勒是王衍的“粉丝”，一向仰慕其名望与风采，故而以礼相待。可是，王衍接下来的表演，却令人大跌眼镜。石勒召见王衍及西晋王公大臣，询问西晋旧事。王衍侃侃而谈，叙说西晋败亡原因，坦言责任不在自身。石勒一开始佩服其谈吐，对他颇为欣赏，与他谈了好久。说着说着，王衍为了讨好石勒，竟然奉劝石勒称帝。如此无耻行径，着实令石勒恶心，禁不住大怒说：“你少壮被朝廷重用，如今名满天下，身居三公高位，怎能说无意于仕宦?败坏天下的，不是你们又是谁?”除了王范，其他王公大臣与王衍表现差不多，都为自己开脱。石勒对他的参谋孙苌说：“我走遍天下，没有见过这些奇葩!”像王衍之类名流，在石勒看来不过如此。中看不中用，留之无用。不过，石勒对王衍还是手下留情，叫人不要动刀子，而是推墙把他压死。

死一个王衍其实无关紧要，问题在于，十万晋军主力毁在他手里，直接导致西晋的灭亡。所以，后人每每提起这段往事，总会发出王衍清谈误国的感叹。

王衍口头上常说自己“少无宦情”“不预世事”“不以经国为务”，其实，他这是假装清高，自欺欺人。他热衷于清谈，无非是借以炒作，把自己炒成名士首领，从而实现一箭双雕，既赢得话语霸权，又获得实际利益。所谓话语霸权，就是他成为言谈霸主，即便“信口雌黄”，人家也会买账。所谓实际利益，不外乎高官厚禄;除了早年当过县级干部，他大部分时间在朝廷做大官，以至位极人臣。除了成功运作自己，他还巧妙运作女儿婚姻。他的女儿，一个嫁给愍怀太子为妃，一个许配贾充之孙贾谧。一边归依太子，一边缔结后党，在当时宫廷倾轧中，无论哪一方获胜，他都能成为赢家，至少立于不败之地。他还有一女为裴遐妻，而裴遐是东海王司马越妃裴氏从兄，因此他与强势的司马越又增加一重关系。通过女儿婚姻，王衍为自己买了三重保险，哪怕皇室争斗热火朝天，他都会有惊无险。

王衍深知，清谈在当世颇有市场，一旦成为大腕，既为士林推崇，也会被朝廷看重，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所谓清谈，主要是谈玄。王衍虽然以谈玄闻名，被当世奉为宗师，但名不副实。史籍除了记述他推崇何晏、王弼“贵无”思想而反对裴頠“崇有”之说等寥寥数语，找不到他对玄学有什么贡献。

清谈，虽能欺世盗名，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战争，战争不相信清谈与名气，只相信谋略与实力。对此，王衍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当司马越去世众人推举他为统帅时，他坚决推辞。可是，紧要关头，你不担当也得担当，谁叫你平时名声那么响。可惜，王衍毫无军事才能，当统帅不到一个月，就中了石勒的埋伏，把西晋的本钱败得精光。

王衍首次带兵失败，倒也情有可原。问题是，王衍被俘之后，竟然劝石勒称帝。他无非是在算计，等到石勒称帝了，他照样养尊处优，终日手持麈尾清谈。只是，石勒肚子里虽无玄妙学问，但有做人的底线，能够明辨是非与忠奸。对于王衍的卖身投靠，石勒并没有笑纳，因为他压根儿瞧不起王衍的厚颜无耻。

王衍平生喜爱夸夸其谈，没有留下什么名言，倒是临死前说出耐人寻味的话：“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王衍这段话，既是对自己喜好清谈作出反思，也是对来者提出警示。

仔细思量，清谈误国并非王衍一个人的过错。清谈，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期。当时有很多太学生、士大夫评议朝政、针砭时弊，遭到把持朝政的宦官势力摧残与迫害，史称“党锢之祸”。原为太学生领袖的郭泰，为了明哲保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在言论禁锢之下，郭泰由清议转向清谈。到了魏晋时期，尤其是司马氏集团执掌政权以后，“钳制舆论，镇压异己，不择手段，弄得社会紧张，气氛恐怖，道路以目”。嵇康因为率性直言而招致杀身之祸，他的好友阮籍由于任诞谈玄得以安然无恙。自阮籍之后，朝野上下盛行清谈之风，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清谈，不仅没有风险，而且名利双收，于是士人无不乐意为之。

不过，偌大的国家，仅靠司马家族是不行的，必须与士族共同治理，于是擅长清谈的名士纷纷进入朝廷任职，王衍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人物。然而，善清谈者未必有治国理政能力，一旦把他们推上显要高位，终究会误事或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