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之一,它内藏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外显于中国人的行为之中。古往今来,“和平”文化元素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之中。它不仅在古代中国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将继续在现代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古代中国统治阶层的“和平”理念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无不以“天下和平”“天下太平”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最高目标。如西汉政治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郊语》中记录:“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氾论训》记载:“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统治阶层的“和平”理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祭祀祈求和建立强大的军队。在古人看来,真正能称得上国家大事的,一是祭祀天地,二是建立强大的军队。因此,帝王每年都要举行大典,祭祀天地,祈求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与此同时,建立强大军队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稳定。
第二,建立行为准则以维护和平。历代统治者建立各种行为准则以维护和平,表现在多方面:一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在古人看来,保护生态平衡,自然界才会和谐,才会风调雨顺,灾害不生。二是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行为准则,“礼”是儒家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建立的准则与规范,“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等都是“礼”的重要内容,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行为准则。三是建立人与财富关系的行为准则,《论语·季氏》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历代统治者都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只有贫富均衡,社会才会稳定,天下才会太平。
第三,以“和平”“太平”为年号。中国历史上一些帝王为了祈求天下太平,以“和平”“太平”为年号不少。如东汉汉桓帝刘志的第二个年号为“和平”;北魏魏文成帝拓跋濬先后使用四个年号,最后一个年号是“和平”;等等。而以“太平”为年号的,则有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元末起义军徐寿辉年号;等等。
第四,宫殿以具有和平、和谐意义的名称命名。宫殿以具有和平、和谐意义的名称命名,也是统治阶层祈求“和平”的体现。故宫有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永和宫等,这些名称都具有祈求天下太平之意。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的“和平”理念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的“和平”理念表现在多方面:其一,“为万世开太平”思想。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关于这四句,有关解释较多。后两句的大意是,士人应继承和弘扬先贤创立的中国独特的学问,为开创千秋万代的太平基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其二,阴阳和谐思想。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均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建立太平的社会。春秋时期的道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辛钘在《文子·上义》一书称:“衣食饶裕,奸邪不生,安乐无事,天下和平。”道家著作中的“和”,一般指阴阳和谐、阴阳平衡等。在道家看来,自然界阴阳平衡,就会万物并生、禽兽繁盛。人类社会也一样,阴阳平衡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否则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其三,兼爱非攻思想。兼爱非攻思想是墨家的重要思想之一,战国时期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认为,兵器是罪恶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战乱祸国殃民,涂炭生灵。因此,墨子反对战争,倡导建立太平社会,只能靠兼爱。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太平”。
其四,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中国古代的兵家是以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大多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认为,战争不是目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好的战术。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也反对战争,主张不得已才用兵。唐代兵家李筌的《太白阴经·贵和篇》讲的更明白:“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这些都说明古代的兵家都不是好战之人,不崇尚战争,正如所谓“自古知兵非好战”。
古代中国平民阶层的“和平”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说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文化。中国的农民长期定居于一方,以土地为生活的根本,以种植农作物为衣食来源。因此,喜欢和平安定、没有战乱的社会。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和平”文化,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爱好和平,不喜欢战争,以战争为例外,对外只有防范之意,无扩张掠夺之心。从古至今,崇尚稳定,追求社会的均衡与和谐。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祈求天下太平。还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如李大钊认为:“东人之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
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韩诗外传》卷三中描绘了太平年代平民阶层社会和谐的美好景象:“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踰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天下和平,国家安宁。”
和平与战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对对立结构。中华文明以农立国,崇尚“和平”,厌恶战争。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为“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而现如今,复兴中华民族、建设文明大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华儿女的梦想和希望。我们应该继承和平主义的优秀传统,与世界各国构建合作共赢、共同富裕、相互依存的新型国家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当代世界的“天下太平”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参事)
【参考文献】
①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②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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