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血证：约翰·马吉和他记录日军暴行的真实影片

约翰·马吉

大卫·马吉捐赠摄影机。

马吉拍摄的胶片。

送受害者去医院的圣公会汽车。

位于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有一架16毫米的贝尔牌摄影机。通过这架摄影机镜头拍下的日军暴行影像资料，每天都在纪念馆里循环播放。这是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它的拍摄者是美国人约翰·马吉。

整整80年前，亲历大屠杀的约翰·马吉，不仅像其他在宁外籍人士一样保护难民、用文字记录日军暴行，而且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悄悄留下了长达105分钟的影像。

马吉的影片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却一度下落不明，甚至被日本污蔑为并不存在的“鬼片”。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影片才在约翰·马吉儿子家的地下室被重新发现，引起轰动。

2014年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提到约翰·马吉。这位国际友人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兵临城下

1938年1月19日早晨，美国牧师乔治·费奇登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日本军列。自从南京沦陷，西方人士进出南京变得极为困难，为了这次出城，费奇花费了许多工夫。登上列车后，他却更加紧张了。车厢里，费奇的周围是一群日本士兵，而他的驼毛大衣衬里内却藏着绝不能被日本人发现的8卷胶片。这一趟，他最重要的使命便是将这些胶片安全送出南京。他在日记中写道：“毫无疑问，当我们进上海时我的包会被仔细检查。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些胶片会发生什么事？”

令费奇紧张不已的胶片，到底记录了什么内容？在日军占领的南京，这些胶片是如何拍摄的？事情还要从胶片的拍摄者约翰·马吉说起。

约翰·马吉（John G. Magee），彼时的身份是南京下关挹江门外道胜堂的传教士。据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严海建介绍，1884年10月，马吉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一个律师家庭。他的家族自18世纪开始就在匹兹堡创业，在当地的政界和商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家族里曾经出过一位美国国会议员、一位州议员和一位市长。直到今天，在匹兹堡还可以看到以马吉命名的道路和图书馆。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马吉若想从政或经商，先天优势不言而喻，然而，马吉的选择却是到遥远的中国成为一名传教士。1906年，马吉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又在剑桥圣公会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1912年，作为美国圣公会的牧师，28岁的马吉被派往中国南京。自此，他在南京一干就是28年。

初到南京，马吉做的第一件事是聘请中国教师，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当他能够以各种方式和中国人交流时，便在南京下关凤仪里租下三栋楼房作为传教场所，同时还和中国牧师共同创办了一所益智小学。1918年，趁着回美国休假的机会，马吉在家乡匹兹堡市募集到了一笔相当大的款项15000美元。利用这笔款项，他在下关置地，建造了五栋楼房和两间平房，作为新的教堂和校舍，取名“道胜堂”。马吉创办的学校，就是今天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前身。而他筹资建造的“道胜堂”，则成为了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图书馆。

严海建告诉记者，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长期生活、工作在南京的很多西方国家侨民，都以自己能成为南京市民的一员而自豪，他们甚至趣称自己是一伙“南京帮”，马吉以及文章开头出现的费奇，都是“南京帮”的成员。马吉不仅在南京立业，也在南京成家，1921年7月，他与英国女传教士菲丝女士结婚，并先后育有4个儿子。常年生活在这座古典而美丽的城市，马吉对南京怀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无异于他的第二故乡。

然而，马吉平静的生活却被战争打破了。1937年9月，马吉拿起一台家用小型摄影机，第一次把镜头对准了空袭下的南京。摄影机，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极其罕见，即便是南京的西方人士，拥有一台摄影机并且能够熟练使用的也是极少数。马吉的摄影机属于教会，因为负责拍摄教会的礼拜活动等仪式，他才能够保存和使用这台摄影机。

而此时，在他举起的摄影机镜头中，南京城浓烟四起，建筑成为一片废墟。中国军队抵抗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尚在淞沪一带，但南京已经不再安全。8月15日，日军开始了对南京的空袭。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记载，1937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南京遭空袭65次，日机共投弹517枚，炸死392人，伤438人，损毁房屋1949间。

11月上旬开始，随着淞沪战场的失利，沿沪宁线撤退至南京下关火车站的伤兵骤增。国民政府在下关火车站设立了一个伤兵接应所，但给养和照顾伤员的工作人员都不充足。常年在下关工作生活的马吉，就在此时加入了救护伤兵的队伍。

11月7日，南京教会组织“南京基督教战时救济委员会”成立“下关伤兵接待部”，马吉担任负责人，协助国民政府接待、照顾和转移下关的中国伤兵。几天后的11月12日，从扬州撤退到南京的另一名圣公会传教士欧内斯特·福斯特抵达下关，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11月中下旬，战事逼近，政府机关开始撤离南京，大部分西方人也开始向内地或上海租界迁移。火车站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少，拥挤的下关火车站，和整个南京城一样，处境愈发艰难。

11月30日，马吉和福斯特收到了美国大使馆帕克斯顿先生的警告：“如果想乘轮船去汉口，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下关，是南京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内的难民和撤退的伤兵，每天都从这里离开南京，转移至后方。如果马吉和福斯特愿意，他们有无数个机会撤离战争阴云笼罩的南京，但他们却一直坚守着。

12月3日，美国大使馆发布了最后一次警告，要求美国人离开南京。马吉和福斯特面临三种选择：第一，自行撤离；第二，乘美舰“帕奈”号撤离；第三，留在城内。他们还是选择了最后一种。事实上，政府人员撤离前，马吉等人还与政府进行了交接，收下了政府提供的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他们早就决定继续照顾伤兵。

福斯特在致妻子函中写道：“我们觉得应有尽量多的外籍人士合作，以保证中立区计划的顺利实施……而且，我们留下的决定也能鼓励护士和卫生员们忠于职守。”

马吉的信件甚至根本未曾提到撤离，12月12日晚上，他给妻子写信，只是如常记录下近几天的忙碌：为伤兵寻找药品和食物，组织下关地区的难民疏散到城内安全区，开车寻找需要救助的受伤难民，再将他们送往医院。

在信的末尾，马吉写道：“枪声逐渐稀落，我猜想中国士兵的阵地被占领了，或是他们被缴械。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