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画的临摹与写生

　　在古代美术史上，绘画的职责就是如实描绘客观物象。如实的标准就是要把物象描绘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简言之就是要画得像真的一样。所以，无论中外，获得真实反映客观物象的高超技艺，一直是历代画家矢志不渝的最高追求。而要达到这一标准，除了对所描绘的对象进行面对面描写以外，是很难达到这一要求的。

　　这一发展趋势的改变，在中国萌发于宋代，转变于元朝，致使原本“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工笔重彩画迅速衰落，“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文人写意画风行一时，至20世纪初，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中国画又再度回归于写实。

　　在西方，这一趋势的转变主要起因于摄影术的发明，照片完全取代了绘画一直以来承担的社会功能和奋斗的造型目标。从这一刻起，世界绘画一步步从古典走向了现代，由过去对外在物象的描摹与再现，转向了现在对内心世界的宣泄与表现。从这一刻起，艺术从手段变为了目的，与真实和实用解除了依附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于是，过去那种要靠写生才能提高造型的技艺，要靠写生才能达到准确、真实、生动刻画对象的要求，从此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与必要。写实性的绘画在国际范围内淡出了艺术的主流圈。然而，这一趋势在中国却另有一番景象，写实近百年来一直主导着中国现代美术的命运，而作为写实的主要手段与途径的写生，在全世界可谓是风景这边独好。

　　现代中国画坛所提倡的写生，就是地道的西方绘画写生的概念。而现代中国美术之所以要提倡西方式的写生，主要原因是传统的中国画以形写神的道路走偏了方向——由于片面强调主观因素和临摹古画而逐渐丧失了精准刻画客观世界的能力。尤其是在人物画界，经过元、明、清三代文人墨戏画风的冲击，使原本标榜神形兼备的中国绘画，逐渐丢掉了形似这半壁江山，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能力，在西方写实绘画的对比下，在20世纪初叶不得不承认跌落到了穷途末路的衰败境地，被迫接受通过西画救助与改造的现实。这个救助与改造的办法就是从临摹转向写生。

　　这一转变是很彻底的，不仅在思想认识上重视写生，美术院校的教学内容、课堂练习和外出实践上也大幅缩减临摹的分量，全面加大写生的比重，再加上各种展览、出版和发表对作品的要求，都无一例外地提倡表现现实生活和推崇写实画风，中国画的写实能力迅速得以普遍提高，这一点首先突出地反映在写意人物画或者说是水墨人物画上。初期的成效体现在徐悲鸿和蒋兆和的艺术创作上。可以说直到如今，现代写意人物画或者说是水墨人物画的发展也没有离开他们开辟的这一条道路。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素描、速写加水墨的写意人物画的发展势头，逐渐被写实手法加传统技法的工笔人物画所取代，但总体来说两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建立在一贯重视和坚持写生基础之上的。如果说相比于古代中国画，现代中国画取得了什么历史性的突破的话，那就在于这人物画写实性能力的提高上;或者说是走写生的道路改造中国画，毫无疑问受益最大的就是人物画。

　　但是，盛极一时的写意人物画为什么后来快速走向了衰微?而在山水和花鸟画上，其发展情形也恰好与人物画的进步相反，并没有因为重视写生带来显著的突破与进展，反倒在艺术性上较之古代还相形见绌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在中国画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一味重视他山之石——西画式的写生，一直忽视传统家法——中国画的临摹，是值得反思与商榷的。

　　相对于两汉至唐宋时期的画家而言，元明清时代的文人画家由于过分注重临摹传统和自我表现，致使到清末时中国画的写实能力严重衰退，被迫引进西方绘画的写生手法挽救自己的造型能力。在这一训练模式的培养下，现代中国画的写实能力与元明清时期相比，取得了显著进步，特别是在人物画方面，可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矫枉难免过正，因为20世纪以来中国画坛过分强调写生轻视临摹，现代中国画除了写实能力上值得自豪外，在笔墨质量上，较之中国古代绘画显著下滑;在形式美感上，相比西方现代绘画也明显不足，而单论写实又不足于与照相机抗衡。这就是现代中国画目前面临的尴尬之处。

　　对于临摹的作用，元明清时期确实是强调过头了，但近百年来又分明是忽视得太过分了。唯古是从、泥古不化者，一味谨遵古人所留下的法旨，一门心思在临摹前人墨迹上下功夫，不明白笔墨当随时代的道理，不懂得不断到生活中吸取源头活水的重要性，历史已经证明这样做只能使艺术创作的生命力衰竭。但是，反过来，大幅度减少或者甚至是放弃临摹，全盘照搬西画写生模式培养中国画家，这样的画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写实是写实了，可就是缺少了中国画艺术的趣味与美感，说明这条道路也并不尽善尽美。

　　当然，肯定临摹的重要并不是要否定写生的价值与作用，因为从写生这条路上已经走出了徐悲鸿、蒋兆和、潘天寿、李可染、黄胄、周思聪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作品里洋溢着的写生味道和生活气息就是现代中国画的灵魂所在，其功效自必不待言。我的观点是要说明，临摹与写生是中国画家不可或缺的两门功课，不可或缺、不可偏废。针对近百年来的中国画坛，我认为写生强调得过火了，要泼点冷水，对于临摹则是过分忽略了，应该烧把火。总之，写生不能解决中国画的所有问题，更不可替代临摹的地位与作用。

　　西方绘画艺术在进入现代阶段的过程中，曾经吸收过非洲和东方艺术的营养，中国绘画艺术在迈入现代化的门槛时，也借助了西方绘画艺术的理念与方法，这是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则在于我们借西画写生这一他山之石，用来攻现代中国画这块美玉，却注重了人家的写生，忽略了自身的临摹，结果在写实上是进步了，但在写意上却退步了，是有所得，也有所失，走了一段矫枉过正的道路。新时期以来，中国绘画从全盘接受西方的写实画法，逐渐进一步分化，在写实画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一部分画家又模仿西方现代派绘画走向了实验水墨和当代艺术的道路。两者主张虽异，但本质相同，都像是披着中国画外衣的西画家。

　　当年我们能够利用写生纠正传统中国画偏重临摹的缺失，今天我们也可以借助临摹弥补现代中国画偏重写生的不足。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二者都是审时度势下的纠偏与调控，都是确保中国画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

　　(康书增，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节选自《写生的传统与当下意义——中国美术太行论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