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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普林《大地震》:一场轰轰烈烈的20世纪告别

2017-01-17 23:39:44 

  温普林《大地震》:一场轰轰烈烈的20世纪告别

大地震

  温普林

  1988

  简介:

  “盲流”艺术家温普林编导策划,载着成吨白布的解放牌卡车和来自京城艺术院校和文艺团体的青年艺术家们,停在了北京慕田峪长城脚下。在接下来的一天一夜时间里,他们以长城为自由表达的艺术大舞台,用行为艺术,舞蹈,戏剧,烽火台上的狼烟,摇滚乐等多样化的形式,轰轰烈烈的进行了一场“伪”20世纪的告别。

  作品相关介绍 (整理自中国现代艺术档案文献收藏)

  “随着末日的来到

  我不在希望中寻找

  希望实在是虚无飘渺

  我只会乱蹦乱跳

  长辈的教导和劝告

  全部是唠唠叨叨

  死亡的路自有千万条

  要摆脱希望的缠绕

  耍实实在在的需要

  要一段香肠一杯酒

  要为潇洒和幽默自豪”

  “鼻青脸肿两千年

  踉踉跄跄万里路

  从前现在和后来

  神话传说和典故

  烽火箭垛123

  青砖绿草345

  将你的全身都裹住

  残破的四肢也会露出

  裹住你的胳膊露出你的腿

  裹住你的屁股露出你的嘴

  裹不严、包不紧、绑不牢、绷不住

  叮叮当当擂战鼓

  踉踉跄跄走你的路”

  这两段摇滚乐歌词曾附在“编导的废话”里,随电视艺术片《大地震》的系列报道一起发表在《中国美术报》上,是温普林为影片特别创作的。这个让《中国美术报》给了头版的报道,主要是关于一场从1988年10月15日到16日,在北京慕田峪长城,由21世纪研究院出资,《大地震》摄制组领头,温普林编导策划,汇集了当时从北京各大艺术院校和文艺团体来的青年艺术家们,以“告别二十世纪”为主题的大型艺术活动(之后被人们称为“大地震·包扎长城”)。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一场在长城的一天一夜,将被一批年轻人视为自己的“成人礼”,也成为了80年代中国的嬉皮精神的经典记忆,甚至被喻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并与之后不久举行的89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出现的种种行为活动相呼应。

温普林《大地震》:一场轰轰烈烈的20世纪告别

  身为编导的温普林,在谈到明确艺术活动主题时曾提到,当时处在20世纪末的“混蛋”艺术青年们普遍有一种心态,“(他们》很是‘神经’,他们急不可待地要走向下一世纪,从内心到行为都充满了惶惑不安,而外表却又努力做出很是潇洒的模样……”。《大地震》就是想记录下这些从“惶恐不安”中折射出来的躁动。为此温普林决定搭建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舞台,让艺术家们去展现他们的不安,以及对跨越到21世纪的渴望。而把舞台放在长城这个大背景里则是有考量的。那时正逢《河殇》播出之际。这部轰动全国又迅速被封禁的电视片围绕对历史和未来的思考,把长城做为“闭关锁国、黄河文明整体伤痛、残败和屈辱”的象征,提出了“拥抱蔚蓝,拥抱大海,融入世界文明……中华文明的出路在于打破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超稳定结构”的观点。这个“打破,推翻,重新来过”的观点成了之后的众多青年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的精神所在,也启发了温普林的《大地震》剧组选择长城做为艺术活动的舞台。后来,吕澎和易丹在编写的《中国现代艺术史》里对《大地震》剧组使用长城这个大背景环境时评论到:当编导把这样行为艺术更大规模放在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环境——长城——时,行为艺术本身的社会性、批判性的特征就表现得更为充分。

温普林《大地震》:一场轰轰烈烈的20世纪告别

  “告别二十世纪”最主要的表演活动则是“包扎长城”。成吨的白布在长城上被艺术家们铺开,还有带着巨型扑克牌图案从烽火台上垂下来。选择“包扎长城”做为起头,不仅仅是因为“包扎”是当时普遍的艺术表现手段,选择这样一个较为流行的语言比较方便,也因为在当时大家都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伤痛感”。这种“伤痛感”,与当时艺术青年们多在“文革”的冲击中长大的成长经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极速发展的激烈转型,与当时源源不断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的洪流对青年们造成的思想上的冲击,又是分不开的。但更深层的,“最残破的,(还)不是咱的记忆,而是这个民族的躯体,是长城。”温普林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当时“包扎长城”如是说。

温普林《大地震》:一场轰轰烈烈的20世纪告别

  除了“包扎长城”的行为艺术以外,还有艺术家盛奇用白布条将自己包扎起来表演的“太极”;张明伟带领的现代舞蹈剧“大地震”片段;郑子茹的“招魂”;徐冰带着助手拓印长城,创作了“鬼打墙”,并现场分发印有“天书”的背心;牟森放飞象征潘多拉匣子的“天灯”;张明娟的“巫”;黑豹乐队、五月天乐队、窦唯、峦树等带来的摇滚乐演唱。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汇聚了几乎当时京城所有摇滚青年的聚会结束后,丁武、张炬回去创立了“唐朝乐队”,中国第一个女子摇滚乐队“眼镜蛇”也在这之后成军。只是遗憾的是,设立了这个大舞台的并记录下这所有一切的《大地震》,由于一些现实原因,最终未能投入后期制作,摄制组的主要成员也在89年解散。

  温普林在剧组解散后,并未就此放弃其对中国行为艺术发展的关注。正是“骨子里有一种原始的嬉皮精神”的他记录下了“89大展”上惊骇世俗的7个行为艺术作品,并取名为“七宗罪”(正是这“七宗罪”带领着中国当代艺术首次进入了国际化视野)。89年以后,他开始在西藏漂泊并拍摄记录片,其中99年推出的《中国行动》完整呈现了中国行为艺术的发展。05年和07年,他分别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建立了“温普林中国前卫艺术档案”。15年末时,他又将档案捐赠给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用他的话来说,整个80年代是“理想主义精神”的年代,是中国青年艺术家们对精神的诉求“从观念到行动”的时期。“虽然许多艺术家的思考和尝试不尽成熟,但他们值得被铭记的地方正在于这份原始冲动——直白的热情虽然莽撞,但却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充满了对生命的赤诚”。

温普林《大地震》:一场轰轰烈烈的20世纪告别

  《中国行为艺术文献目录初编》收录的相关文献:

  《温普林访谈--关于89艺术大展上“七个行为”的对话》,黄燎原;

  《前卫影像·艺术的故事:大地震包扎长城》,臧红花;

  《我恰好在场:温普林的中国前卫艺术档案》,余雨桐;

  《温普林 捍卫记忆的档案》,hi艺术;

  《温普林 尊贵的盲流》,吴虹飞,陈琛;

  《当代艺术三十年,总还有精神微弱地存在——专访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大同大张”展览学术主持温普林》,东方早报网;

  《大地震》和盲流艺术家们—观念21行为艺术展,选自《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吕澎、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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