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女画是人物画中永恒的主题。在流传于世的所有人物画中,在数量上,仕女画占据主流。就时代的分布而言,无论是隋唐五代,还是宋元明清,仕女画在人物画中都未曾衰微。几乎可以这样说,人物画的历史,就是仕女画发展的历史。
明清的仕女画中,明代文征明、唐寅和仇英可称得上是开宗立派者。仇英的大量人物画中,仕女画(甚至还不乏以取悦市井或以性启蒙为目的的春宫画等)占据主流。既有工笔重彩,也有小写意。仕女画成为仇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这类人物画大多为青绿山水作衬景,人物以工笔居多,赋色明艳,显示出他在驾驭技巧方面的特出能力。虽然这些风格扃别于唐寅、文征明的人物画,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出一种“匠气”,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仕女画方面的大家,成为承前启后的先行者。
吴门三家之外,明代以仕女画见长的画家中,以陈洪绶、尤求和顾见龙为主要代表。
陈洪绶的《调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是陈氏画作中成熟时期的作品,也是传世作品中的鸿篇巨制。画面描绘的是两女仆调制梅子的情景。生梅因其性苦味涩,须经调制方可食用。具体的做法是,水煮沸后,加少许糖,将梅子放入水中煮片刻取出,即调制完毕,梅子呈现甘甜可口之味。该图便是截取调梅过程中将生梅放入水中的场景。女仆神情专注,小心翼翼;女主人则悠然自得,颐指气使。人物造型夸张、变形,设色古雅,画法细秀,陪衬之花卉、石桌及几案也用笔精细,色泽雅丽,极富装饰性,反映出陈洪绶人物画的典型画风。(图1)
图1、明·陈洪绶《调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
尤求是明代万历时人,擅长人物、山水,尤工白描。他所画的《四弦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是其人物画的主要代表。该画将高士与仕女融为一画:一高士怀抱琵琶,抚弄琴弦;屏风后一仕女托盘恭立在侧,平心静气地欣赏乐声,另有两高士分别立于琴士之右侧及前侧,显然也是在欣赏美妙的琴声。作者运用娴熟的艺术手法——遒劲的线条,将人物衣纹、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四个人物的不同表情、形象、身份等,将这种极为平常的一次以弹琴为主题的雅集刻划出来。人物的衬景有屏风、参天之古树和芭蕉。环境的幽雅正调节了赏乐的气氛。这是作者的巧妙构思所在。
顾见龙主要生活在明代,康熙初年曾供奉内廷。其画多以摹古为宗,画中多表现人物故实,在京师名重一时。他所画的《诵书仕女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是其人物画的另类。该画表现一仕女坐于古树之下、石桌之侧,旁若无人地诵书。仕女神情专注,人物丰盈饱满,玉容端庄秀雅,乃典型之娴熟、风雅女子形象。作为衬景的古树、石桌等工致细腻,用笔老辣。作者笔致精细,勾勒严谨,在传统的工笔仕女中不乏其秀美之态。这一点,是和清代中期以后的仕女画迥然不同的。(图2)
图2、明·顾见龙《诵书仕女图》,广东省博物馆藏
清代的仕女画虽然比前代并未有长足的发展,但亦不乏可圈可点的名家,自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
清初康涛以人物画见长,兼擅山水、花鸟。在人物画中,又以仕女最为精善。他所画之仕女,以姿态静逸驰誉画坛,从他的代表作《三娘子像》(广东省博物馆藏)可以看出这种风格。该画与其他仕女画不同的是,作者纯以三娘子为造型,没有任何衬景,这就使得人物的形象在画中极为抢眼。我们看到,三娘子淡妆素裹,神态雍容。作者以淡雅之笔勾画出三娘子高洁不俗的气质,作者并有题诗曰:“不用红裙拥翠幢,固姑独立本无双。入时梳裹人争看,肠断江南聂碧窗”。此诗正是画意的最好注脚。此画的另一亮点在于,作者着眼于描绘人物的眼睛,一开卷即能摄入眼帘,真正有画龙点睛之效。
清人自乾嘉以后,由于受审美思潮的影响,所画人物大多有一种病态美。仕女的脸颊一般较为修长,神情婉约,赋色淡雅,大多是一种深闺怨妇的形象,如余集、李藩、姜壎、改琦和刘泳之等人所画都是这种类型,反映出清代中后期仕女画所折射出的男权社会的时代风尚。
李藩是以山水和人物兼擅的画家。他所画人物特别注重对人物所处环境的渲染,《十美图》卷(广东省博物馆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该图所画的是十个仕女在花园雅集的情形。所画仕女有席地而坐者,有摇扇前行者,有站立清谈者,有吹笛弹琴者,还有或谈书论道者……等等,描绘一群知识女性的一次户外休闲。这些仕女大多头挽发髻,身着淡妆,面容娇媚,一种婉约之态,表现在各种形态中。作者更以翠绿之苍松,起伏的浅山,依人之垂柳,低回之江景和空旷之绿野来烘托气氛,传递出一种心旷神怡般的审美情趣。在画的右下角,尚有一炉,炉上正温着茶,旁边有一个大壶和一把蒲扇,显然这是仕女们嬉戏、风雅之余的遣兴。这种极具小资情调的画面表现出作者的理想境界。(图3)
图3、清·李藩《十美图》(部分),广东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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