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渝：英雄不能拿来娱乐

　　(上)杨参军、周小松、黄庆  时代领跑者之一  2014 年

　　(中)孙景刚、邬大勇、任志忠  时代领跑者之二  2015 年

　　(下)何红舟、封治国、尹骅  时代领跑者之三  2014 年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有了“抗日神剧”的说法。

　　“神剧”里的英雄，虽然还保留英雄语意中“惊世骇俗”的成分，却因过于神奇的演绎，而让英雄留在尘世的唯一“祖屋”被强拆。与现实生活中强拆的残忍不同，对于英雄“祖屋”的强拆，是以大众娱乐的名义开始的。很多人隐约知道美国尼尔·波兹曼的著作《娱乐至死》，但是，这本书却很少被人认真读过。

　　在书中，尼尔·波兹曼指出：娱乐至死是指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人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人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如果不想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手法来塑造英雄呢?

　　“塑造”，是一种艺术手法。对于英雄的塑造本身，因人不同，也一定会有艺术手法的高低之别。但是，无论何种手法，我们必须守住一个底线：笔墨不能失控。应该知道，塑造不是杜撰。

　　那么，艺术创作中，塑造和杜撰具体体现在哪里?很简单。“神剧”中，手撕鬼子类的镜头就是杜撰;而画家杨力舟、王迎春夫妇的《太行铁壁》就是塑造。谁都知道，“铁壁”只是一种比喻，但这种艺术手法却以惊世骇俗的气质，较好地体现了英雄应有的气概。这种气壮山河的气概远接司马迁笔下的英雄以及“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人。这样的英雄虽然具备惊世骇俗的品质，却依旧是人间而非神界的英雄。即使是神话中的英雄，比如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的英雄，也依旧被作者控制着笔墨，那些天国的英雄也因此被拉回人间。

　　英雄之有血肉，如同这世间有善也有恶。“道德向善知耻，本无可厚非，但就存在本身及常识而论，恶、丑、黑暗、坏、污垢、龌龊既有存在的价值，亦有无法彻底被消灭的本质特征，所谓‘解放’只是一个神话，你可以号召一个人向善知耻，但你无法将人改造成绝对向善知耻、绝对无瑕之人。”(谢有顺语)关注英雄的对立面，也是对英雄本身的关爱。如同国画手法的“计白当黑”一样，对于英雄对立面的塑造，不仅关系到对于英雄人物本身的塑造，而且是更高艺术难度的考量。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对于英雄的塑造，同样也会有偏差。

　　古人云：诗言志。如果诗不言志，而是指鹿为马、阿谀奉承甚至娱乐至死，那么，不仅所有的艺术手法都会偏瘫，而且，所谓的英雄也会半身不遂，继之以一种驴抬腿的方式过马路。

　　塑造英雄，不是笔墨技巧的问题，而是关乎内心忠诚的问题。宋儒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谓“塑造”，自当如此。

　　上个世纪，张承志发表《清洁的精神》，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姿态书写《心灵史》;而几乎同时，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躲避崇高》，更有人《告别革命》(李泽厚、刘再复)。表面上看，张、王各执一端，实则殊途同归。因为，他们躲避的不是崇高本身，而是娱乐化的崇高。与其说他在躲避崇高，不如说他在躲避不是崇高的崇高。遗憾的是，张承志和王蒙，都遭受了各自粉丝的误读。而误读本身又可能伤害真正的英雄情怀。可怕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伤害动作，而是普遍的“伤怀”。惟其如此，塑造有世俗之血肉而不是有天国之神迹且又惊世骇俗的英雄，便成了必要的话题。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理想中的英雄以及英雄的塑造，不在别处，就在杜甫的这首《春望》中。该诗中，家国情怀，惊心恨别，都是英雄级的事，但杜甫控制了笔墨，平淡，真实，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