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廖：艺术家的“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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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今天的潮人来说，“旅行”这个词已经凹凸了，我们不说“旅行”，我们说寻找“诗与远方”。与今天的我们一样，艺术家也相信“除了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不同之处在于，艺术家真的在远方找到了诗。而今天的我们吟唱着诗歌去了远方之后，回来才发现眼前的现实依旧，苟且依旧。

　　旅行的艺术家把远方凝固在眼前，中国传统画家把眼中的山水化作胸中的山水，创作了宫廷画里的金碧山水和文人画中的隐逸山水。旅行的艺术家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者，日本遣唐使旅行到了中国之后，使团中的艺术家学习了中国的园林、书画、寺庙，甚至模仿了长安和洛阳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复制了一座京都城。旅行的艺术家把旅途中的恐慌和不安化为创作的动力，推动了美国超现实主义的滥觞······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国到西方，旅行改变了历代的艺术家，艺术家也改变了旅行的定义。“诗与远方”和艺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山水画中的旅行

　　山水画在中国传统水墨画中占据着最崇高的地位，米芾说：“山水心匠自得处高也。”“大抵牛马人物，一摹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画不像人物或者动植物，只需临摹便可。山水画承载着传统文人画家对自然的理解，代表着画家对天人合一的感悟，山水世界折射出画家的内心世界。而画家的这些感悟与思想，绝对不能靠临摹得来。画家需要畅游山林间，悠游松壑下，行走天地间，沐浴云雾中，旅人之感悟和行者之情怀在胸中酝酿，而后才能在宣纸上泼墨勾勒出胸中的山水。

　　从沈周的《江岸送别图》，到文征明的《松壑飞泉图》，再到倪瓒的《幽涧寒松图》，我们大概可以说，传统画家没有旅行中的视觉记忆就没有传统山水画。

　　中国的历代传统艺术家都有旅行的习惯，事实上，每个文人都要面对的科举考试就是一场艰辛而漫长的旅行。但是民间兴起旅行的潮流是在明代开始的，明代中期，市道繁荣，经济昌盛，朱熹的禁欲主义思想日渐式微，享乐主义思潮兴起。文人士大夫纷纷走出书斋，成为旅行者。当然，明代没有超级市场，也没有奢侈品旗舰店，也没有那么多政治文化的符号景观，人们大多畅游山林中，游走江湖间。山林的景致引发了艺术家的遐思与灵感，江湖的风波激荡着文人的胸怀，眼前的荒野江湖化作笔下的山水。

　　文人士大夫作为时尚潮流和文化潮流的引领者，他们对旅行的热衷也在民间引起了一股出游的风潮，在他们的带领下，明代中晚期兴起了全国上下如痴如醉的旅行热潮。不仅商贾平民，就连旧时足不出户的女子也纷纷游逛庙会、泛舟江湖、踏足乡野名景。

　　因为旅游者太多，庙会和集市上的游客擦肩接踵，文人和画家们不屑于挤在人群中凑热闹，他们往往选择幽静的山林清泉，或者人迹罕至的半夜作为出游的时机。更有不少文人画家备置了书画船，“满船书画同明月”，书画船好比一间可以漂移的书房与画舫，隔开了人潮与喧嚣。因此，我们在传统的山水画中从来都见不到游人如织的场景，在山水画中旅行的画家“目中无人”，面对的只有自己的内心。

　　欧洲的艺术之旅

　　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都是由乡下去到都市，但是严格意义上说，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人从乡下小子，再到在大城市里扬名立万的历程，并不算是旅行，因为他们再也没有重返故土，他们算是移居者。

　　欧洲真正的旅行者大量出现是在17世纪末，当时欧洲的贵族子弟习惯于穿梭于各大欧陆城市之间旅行，旅行成为上层阶级的年轻人的“成年礼”的重要内容之一。到了18世纪，不仅是贵族子弟，整个欧洲的中上层阶级都成为旅行爱好者，旅行成为一种地位等级的象征。

　　当时没有旅行团，也没有高速公路，人们看到的也不是酒店安排好的场景和导游手册介绍的景色，每次出游对旅行者来说都是一次刺激的挑战和未知的历险。

　　培根在17世纪时说：对青年人来说，旅行是教育的一部分。对年长的人来说，旅行是经历的一部分。人们在古希腊、古罗马的遗址上探寻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各大美术馆、博物馆中怀旧与寻根，在各地的古典建筑上磨砺审美的眼光。这时的旅行是欧洲中上层阶级的重要的人文教育和美学教育。

　　当时的民族主义也尚未壮大，人们的国家意识和语言并没有被固化，巴黎和伦敦街头的乞丐都用几种语言乞讨。在许多旅行者心中，整个欧洲都是家乡。大量的旅行让学者、艺术家、士绅淑女在欧洲各地纵横穿梭，思想不停地流通，整个欧洲因为艺术之旅而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