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二：去首——身体对主权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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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战后，令人心灰意冷的战争经验帮助滋生了一种“虚无主义”(nihilism)情绪，很多艺术家都有一种挑战理性，或清晰视觉的冲动。超现实主义(Surrealists)运动精英布勒东(Breton)把这种整体感受形容为“系统的拒绝运动”(campaign of systematic refusal)，并定义这种拒绝是为了对抗“整体的智识，道德和社会责任。”因为它们正从四面八方给予人类以不能忍受的重负，并正在压垮他们。”试图超越头脑或视觉，通过影像的戏仿，以诗性的画面描绘不可能(Painting the impossible)成为了超现实主义者的时尚。

　　“两个现实之间的关系越是遥远，越是相当，图像的力量就越是强大”。是由勒韦迪(Reverdy)所构想，被布勒东所呼应的“超现实主义”图像律法。正如安德烈·马森(AndreMasson)所创立的“去首”(Acéphale)图像——一个无头的人，他的右手是一颗燃烧的心脏，他的左手，挥动着匕首，而头被放置在了裆部。强调身体，和身体的欲望，它不是梦境，或一个梦境的幻像，它是试图通过“去首”而获得身体的解放。

　　“去首”(Acéphale)来自于希腊语“akephalos”，是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创建的哲学术语。《Acéphale》也是巴塔耶主持的一个期刊，和他谋划的一个秘密社团的名称。这个名字也许源起于路易十六(Louis XVI)，在法国大革命中，一个君主在断头台上被斩首。无头，不仅仅是象征，它也是一个沉重的视觉观念。

　　在1936年6月发行的《Acéphale》，巴塔耶写道：“无头的人，就像一个无头的社会，“去首”是从控制和理性中的解放”。他进一步推论，“因为它是头，和宇宙的理性，人的生命因此被它挫败了。头意味着对同一，上帝，元首的臣服。头，除了恐惧和奴性，没有任何什么。人只要有了头部和理性，生命就会接受奴役。如果生命不是自由的，生命作为存在就是一种——空无，去势。”

　　没有主人，没有上帝，没有大写的他者，自由的生命是无头的。因此，只有死亡才可能是真正的，有活力的生命。是死亡赋予了生命最大的意义。

　　当一个人失去了他的头，他会怎样?

　　对此，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是用凡·德·施特恩(van der Steen)的一幅素描《宙斯与安提俄珀》(Jupiter And Antiope，1620-1630)加以解释，画面中的安提俄珀(Antiope)是无头的：安提俄珀的神话是西方绘画的传统主题。神话中的安提俄珀是底比斯国王的女儿，一天，以美貌著称的她在大树下瞌睡，路过的天帝宙斯(Zeus)便化作一个长着羊脚的人，强奸了她，并让她怀了孕。

Frans Van Der Steen:JupiterAnd Antiope.1620-1630

　　施特恩的素描模仿的是凡·戴克(FransVan Dyck)的同名传世名画《宙斯与安提俄珀》(1620)。但是，素描的头部没有完成。当然，它不仅仅是一幅没有完成的画(事实上，这是一件作品的起初状态)。这种未完成的事实本身就在揭示某种意义。如果安提俄珀的脸没有在画中出现，那是因为它在宙斯的眼里可有可无。宙斯的凝视聚焦在身体，他垂涎的是一个赤裸的身子。在这里，裸体是一个猎物，而面孔不属于它，身体只是他的精液的容器，而面孔会向他谋求另外的东西。天上的诸神侵犯凡人就是这样：他们亵玩的是身体和子宫。他们想要的只是赤裸的身体，而不关心别的。

Anthony Van Dyck(1599-1641):Jupiter And Antiope.1620

　　在画面中，宙斯的手在掀起一块遮布，它只是勉强的掩盖了他所欲望的阴户。而另一块遮布被他自己的阳物撑起。图像中的两块遮布，以及色狼的面孔，就可以想象，施特恩是多么想强调欲望的力量。野蛮的欲望将它的对象还原为一具“无头”的身体，并把这个身体还原在插入的欲望。神和凡人的交媾，始终是一个授精的问题，并总是以孩子作为结局。

　　在同时，那个在强占它，让他自己射精的神，也已经不能左右他自己，他已经不是什么神，而只是一个色鬼：也不再有什么支配。他们俩都失去了他们的头。掠夺者在斩获中同样的失去了他自己。安提俄珀的身上已没有了遮布，只有一具勃起的阳物。失去了头的身体，并因此成了赤裸的——身体它本身。

　　性的结合引起两个对象之间的，瞬间的无可分辨。性，允许自我的瞬间丧失，正是这种丢失，巴塔耶将它等同于神圣的沉浸。色情，在巴塔耶的理解，它最终是关于死亡，而不是性(Sexuality)。情色打开了死亡之途。当人意识到他自己的消失，而正是这种自我的瞬间丢失，它的返回，它带着我们越过了“主权”的门槛。

　　在巴塔耶，主权(sovereign)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这个主权不是黑格尔或尼采的主权(lordship)，后者只运行在主权的传统理解：主权主要是用来定义政治权力，而巴塔耶让它从政治的面前转身。

　　巴塔耶的主权概念塌陷了西方思想所依据的二元论——主体/客体、善/恶、身体/精神。在巴塔耶，主权所依赖的是——自我的丧失。当我说：“我是主权”时，“我”已不再是任何什么。

　　这样的观念，被比利时艺术家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演绎在他的《自然奇观》(The Wondersof Nature，1953)，这是他为十九世纪法国诗人伊西多尔·杜卡斯(LesChants de Maldoror)的诗集绘制的一幅插图：两个鱼头人坐在海边的岩石上，他们看起来是石头的，却具有一种惊人的人类品质。人的鱼尾化，是传统的美人鱼形式，而人的鱼头化——头尾的逆转，让它成为了一种“奇观”，一种更具幻想和更不真实的生物出现了。一个奇迹成为一种观念的示范，它是马格利特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一直在使用的主题。这幅画的背景是一条幽灵船，与地平线上海浪融为一体，这条幽灵船曾亮相在他的《诱惑者》(The Seducer，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