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为什么要谈论美学异托邦(Aesthetic Heterotopia)?
朗西埃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美学的概念”,因为“美学不是关于艺术或者美的哲学或科学”,而是“可感性经验的重构”。
这意味着,作为感知之间独特关系形式的美学异托邦,构成了某种界定“美学”特殊性的出发点。
为什么要谈论美学异托邦?因为我认为在今天,有必要重新思考美学的概念,并对此概念的一些仍未给予足够重视的涵义详加解释。美学不是关于艺术或者美的哲学或科学。“美学”是可感性经验的重构。在目前阶段,我将用非常简单的术语来界定可感性的经验:可感性的经验是感知与感知之间,是提供可感性材料的力量(a power that provides a sensible datum)和对此进行理解的力量之间的一种关系。我希望表明,这种简单的关系必然伴有一套复杂得多的关系。眼下我只会说,美学异托邦(Aesthetic Heterotopia)是感知与感知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是界定“美学”特殊性的出发点。我将试图表明,在与经验形构的另外一种形式(我界定为“伦理形构”)的对立或者转换关系中,这种“美学”特殊性能够得以确立。
为了解释这种转换,我将从一个例子开始,这是一个理解感知材料的具体例子。我采用的例子就来自于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这是参与建造了作为经验形式之美学理念的哲学著作之一,我采用的例子就来自于此书。在此书的第一部分,也就是致力论述艺术美的概念的部分,黑格尔有点奇怪地移转话题,讨论起他在慕尼黑皇家美术馆看到的缪里洛(Bartolome Esteban Murillo)的两幅画。这两幅画描绘坐在街上的乞儿。在其中一幅画中,乞儿在安静地大口咀嚼面包,而他的母亲在他的头上捉虱子。在另一幅画中,两名衣衫褴褛的乞儿在高兴地吃葡萄和瓜。他们的神态所流露的,黑格尔写道,是“逍遥自在和无忧无虑……这种对外在事物的无所牵挂,以及流露于外的内在自由,正是理想(Ideal)这个概念所要求的。”显而易见,在这里,感知与感知之间,黑格尔所看到的画像与他对其所理解的之间存在着差距。读者不免奇怪,为什么衣衫褴褛的乞儿无忧无虑地吃面包或瓜的情形,会被视为一种“内在自由”的表现。黑格尔回答了这个问题,然而他的回答是令人困惑的:“我们看到,这些孩子显然没有什么远大的旨趣和志向,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愚笨,而是因为他们似乎像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一样泰然自得地蹲在地上;他们不做什么(do nothing),也不说什么,但是他们是人,是从一种没有脾气没有不满的材料做出来的人;既然他们基于如此的优点(excellence),人们可以认为这些孩子蕴藏着任何的可能性。”
这些意象和黑格尔对这些意象的理解之间的差距,我称之为美学和伦理之间的差距。读到这儿,读者们也许会好奇,这种对塞维利亚乞儿的“美学”神化如何与(黑格尔)的《法哲学》的诸种原则协调一致。多年前,黑格尔就在同一所柏林大学教授过这些原则。当黑格尔令人信服地表明,认为那些满足于大自然对其所需不多的馈赠的高贵野蛮人是自由的,这种想法完全是误导性的;他还表明,这种自由必定与劳动以及劳动分化所带来的解放力量形成对立。那么我们如何解释黑格尔对这些懒散乞儿“内在自由”的强调?黑格尔明确地把劳动的生成性方面(formative aspect of labor),也即使得人类同时获得一种职业习惯以及普通技艺的训练,和野蛮人的懒散和蒙昧、犬儒哲学家仅仅反应式的行为、对工作的厌憎,以及因为极度贫困导致的羞耻和荣誉感的缺失,对立了起来。看起来,无忧无虑蹲坐的乞儿挑战了[黑格尔自己]将社会明确划分为三个阶级—也就是实体性阶级、产业阶级和普遍阶级—的做法。在此方面,我们将如何理解[黑格尔]对无所事事(do nothing)、无所企图和无忧无虑的乞儿之神圣状态的热情赞扬?我们将如何调和以意志之极端缺失为自由的理念和将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全部大厦建基于意志决断力的法哲学?换句话说,我们将如何调和体现在年轻乞儿身上的美学理想和道德(Sittlichkeit)秩序,或者说伦理秩序?
也许可以说,艺术理想的界定和法的概念的界定,就其对绝对(Absolute)的自我实现而言,并不属于一个领域,也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乞儿体现的理想性是一个再现问题。众所周知,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在现实生活中丑陋和令人不快的某种事物,人们却可以为其[艺术]再现而感到高兴。还有,人们通常把自内容抽象出一种再现形式这种能力视为“美学的”。这种美学抽象也经常被等同于人们的高贵派头。这些贵族气的人觉得自己超越了仅仅对内容品位的赏鉴。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凝视衣衫褴褛的乞儿时所感到的欣快,也许可以很容易地与皮埃尔•布迪厄在其著作《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所分析的对“美学区隔”的感受相提并论。在该书中,布迪厄展示了电厂、卷心菜,或者老年妇女的粗燥之手的照片。布迪厄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可以迎合小资产阶级的美学家的原因,正在于这些东西对普通人来说毫无吸引力;对普通人而言,一副美丽的照片应当是一个美丽之物或人的再现。但是要点不在于衣衫褴褛的乞儿的图像能够取悦于反感贫穷的人们。黑格尔并不从内容抽象出形式。他没有告诉我们:对贫民儿童的观察可以形成好的绘画和神秘主题之再现的基础。他告诉我们:衣衫褴褛的乞儿与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人们分享着同样的喜悦。他告诉我们:乞儿和众神共享的“优点∕优势”(“excellence”)在于无所事事(doing nothing)。由此可见,美学差异并不能够等同于经验现实和艺术表象之间的距离。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就现实∕表象之对立本身(the reality∕appearance opposition itself)而言的距离,是一种重新搬演表象状态的方法,或者是一种重新上演可见者与不可者之间关系的方式。现在,看起来这种对可见者的重新搬演与“无所事事”之优点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它与一种有关做的方式的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 of the ways of doing)相关,或者与一种主动性和被动性之对立的重演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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