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观念表述的角度,探讨视觉艺术的文学性,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审视艺术的新视角。
一 什么是文学性
所谓文学性,就像绘画性一样,是评论家们在谈及文学或绘画时的常用术语,但究竟何谓文学性、何谓绘画性,学者们却莫衷一是,而宁愿让其模棱两可,以求模糊概念的伸缩与兼容性。曾有所谓模糊美学,利用审美通感来探讨美术与文学的关系,承续了古人的诗画相通说。近有学者用视觉文化的眼光研究文学写作,例如叙事空间的处理,颇有独到之处。无疑,如果反过来用文学眼光研究视觉文化,也会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当代艺术,尤其是当代观念艺术,因为文学较之美术,更强调观念的表述,而文学与美术中的观念表述都注重方法论。换言之,艺术中的文学性,多见于表述方法。
在传统文学中,小说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叙述故事来塑造人物、表述思想,诗歌的主要特征是表达情感和哲思,也涉叙事与描写之类,戏剧的主要特征是通过人际冲突来铺陈情节、渲染气氛、表述观点,而散文的特征则是表述的散漫,却又侧重潜在的篇章结构,借此表述主题。
自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主义高潮以来,上述文体传统受到了挑战,试验性的前卫书写几乎消解了各文体的自身特征,而代之以作者的个性化写作,例如在小说中追求复调叙述的众声喧哗、在散文中追求主题和表述的不确定性。诸如此类的先锋实验,同样出现在视觉艺术中,传统的再现、表现、象征、抽象等方式,被当代艺术家们所追求的观念性消解了。
在传统绘画中,所谓文学性,是指古典主义的主题性、情节性、叙事性,以及人物塑造、性格刻画等等,这一切在西方宗教题材、神话题材和历史题材的绘画中犹有体现,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属这一传统。然而,当代艺术的文学性,已不拘泥于这些,而在于观念的表述及表述方法。当代艺术消解传统的文学性,主要利用了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解构主义的方法。按照后现代理论的说法,传统小说和古典绘画,都倾向于宏大叙事,表现了精英主义的自负,而现代主义也是一种精英主义,因此,传统和现代在政治上都是不正确的,有违民主时代的大众化、平民化和通俗化原则。于是我们看到,当代艺术家们一方面主张观念性,一方面又倾情于无主题,是为当代观念艺术的内在悖论。一些比较拙劣的当代艺术家,对这悖论不甚了了,于是,一涉观念表述,便不能自圆其说,甚至不知所云。即便他们画中有情节,也多为鸡毛蒜皮的琐事,例如曾一度流行的跟风恶搞之类,以及眼下流行的小女人艺术。
说到小女人艺术,其中也有一些高出矫情的小资趣味,她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图式化的拙劣的伪观念艺术,例如林海荣的近作《四季人生》系列。我对这一系列作品的文学性情有独钟,尤其是艺术家委婉的叙事描述和用典用事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小女人艺术中,有一些艺术家正在走出个人的小天地,进而描绘更大的生活画面。她们的作品,可比作是文学中的“新散文”和“大散文”一类,既表述微妙的个人情感和思绪,又营造了一个从私人空间通往公共空间的多层次世界,如郭燕的近作《浮》系列。这类作品,已渐渐脱离了小女人散文和小女人艺术的矫情,无论这些艺术家是否有意为之,她们的作品都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价值。
在我看来,正是这一切,展示了当代艺术的文学性,其中,我将主要探讨观念艺术的图解和修辞方法。
二 图解式:观念艺术的符号指涉
通常说来,观念艺术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前者局限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和地域文化,指涉某一特定的社团、流派、风格、倾向或思潮。后者没有这些局限,而是偏重观念艺术的本质,即挑战人们已有的见解和思维方式,引起人们的极端反应。因此,除了挑战性而外,广义的观念艺术的另一本质便是争议性。艺术家们挑战眼下处于进行时态的社会、文化、政治等现象和问题,同时也引起人们对其艺术方式和观念本身的质疑。
当代艺术所表述的观念,有些比较晦涩,艺术家在表述时只好进行图解,类似于文字说明,这是观念艺术之文学特征的重要方面,我称其为图解式文学性。文学作品用语言描绘形象、叙述故事,并以此对作者的观念进行间接或直接的说明。视觉艺术的说明方式和媒介,不是语言文字,而是图像,但对观念进行图解,在晦涩的同时也易流于肤浅和简单。
不过,肤浅和简单却有利于初级教学,利于学生入门。以我自己的教学实践为例,在讲授中国山水画的历史发展时,为了说明山水画的美学思想,我不仅引用老庄哲学,也借鉴西方学者关于风景画的理论。在二十世纪中期,英国学者肯尼斯·克拉克有“风景进入艺术”之说,他通过研究西方美术中风景画的演变,向读者描述了风景逐步进入艺术而最终成为一个专门画种的过程,总结了每一历史进程的美学思想。到二十世纪末,英国新一辈学者马尔肯·安德鲁斯向克拉克的观点提出挑战,指出西方风景画的发展,在进入艺术之后,又走出艺术,进入大地,从而超越了架上绘画的样式,发展为一种观念艺术,如地景艺术等,故提出“艺术回归大地”之说。
为了用浅显的图解向学生讲清楚安德鲁斯的理论,我制作了一件十分简单的小型装置,以便说明风景进入艺术和艺术回归大地的观点。
这件装置只用了两样材料,以求言简意赅:一个调色板和一把泥土。调色板置于桌上,泥土堆在桌子和调色板上。两样材料的选用,具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能指和所指的功能。调色板是一个视觉符号,指涉艺术,有如文字符号“艺术”的指涉一样,其引申意义是指观念的载体。与此相似,泥土因来自自然而指涉自然。由于能指和所指的指涉和被指涉关系,在这件简单的小型装置中,材料已转化为符号,二者构成的作品,成了对克拉克和安德鲁斯之艺术观的说明。
从某一角度看,泥土从调色板外进入调色板,这一过程指涉克拉克的风景艺术发展史观,即“风景进入艺术”。但从另一角度看,作品所呈现的,却是泥土从调色板出来,指涉安德鲁斯对克拉克的挑战,即“艺术回归大地”的史观。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克拉克观点里,泥土是自然,但经过艺术家的工作,泥土在调色板上变成了艺术。到二十世纪末的安德鲁斯观点里,早已化作艺术的泥土,又回归自然,还原为泥土。由于泥土之符号学身份的这两次转换,作品中的泥土,已经不再是作为材料的原始泥土,而是经过了艺术制作过程的泥土。此处的问题在于,这一艺术处理过程,既是具体的形而下的手工过程,又是观念的形而上的玄学过程,但泥土本身,却并没有发生任何物理的或化学的变化,它仍然是原来那把泥土。这里发生的变化,是我们对泥土之符号学意义的认识,即观念的变化。这认识依据语境,也就是说,调色板是泥土的存在语境,它对泥土的符号意义具有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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