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兴华：克服技术-书写的毒性 斯蒂格勒论数码性与当代艺术

　　贝尔纳·斯蒂格勒是目前最热门的一个新学科“数码研究”(digital studies )的领军人物。他于2015年3月1日至5日在中国美术学院所开设的“数码研究与当代艺术”讨论班，将会深远地影响将要在中国开展的这个全新学科。作为这个讨论班的邀请人和现场翻译，本人在课堂内外与斯蒂格勒进行了很多交流，可以说是受到了颠覆性的影响。结合我最近一年多对他的著作的阅读，下面的文本是对他在数码研究领域中的基本范畴、方法论和理论脉络的基本介绍，意在帮助此书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他在数码研究和当代艺术方面的思想。

　　1.什么是技术?

　　技术，是生命每次想要走出自身、开始进化时所用的那一支架。最早，它是在沙地或岩石上画圈的那根树枝，后来，就是那根笔，或机器，今天，则是电脑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技术是人：人的进化过程就是技术的进化过程。技术将我们带到今天的进化程度，我们是被动地被它拖着走的。人是技术：人是技术进化到今天的后果本身。

　　人直立，能平视后，不再全部依赖嗅觉去了解环境，于是，视觉更发达，大脑就更多地朝着看的方向进化了。大约三百万年前，人开始用树枝在岩石和沙地上做记号。这种书写，就是今天所说的技术的开端。人一直被技术-书写拖着进化。是技术-书写将人拖进了今天的数码困境。数码困境是人的技术-书写困境，一直纠缠着人类的进化过程。人仍在被这种技术-书写拖着往前进化，像擀面皮一样，不断地被摊薄，更脆弱、更敏感，但也更鲜艳、更非同寻常。

　　2.什么是技术-书写?

　　生命过程被技术化，才能进化。这是法国科学哲学家乔治·康吉莱姆的看法。法国古人类学家勒鲁瓦-古汉在对远古人类的研究中得出结论：生命在它内部，是寻找不到进化的新路的，只能外化。人直立和开始用树枝在沙地上划线，就是生命走出自己，依赖于一个外在的技术支架，以更高的形式，回到自己之中。就像豆苗的藤沿着支架来生长一样，生命外化后，才能更高地内化，才能继续向前进化。

　　技术-书写拖着人进化时，在第一步上，人就中了毒。人类从这毒性中恢复过来，这一努力过程中，才生产出了新知识。所以，技术书写是药罐：人中了它的毒，又用它的毒来治愈自己。我们的生命一走到自身之外，第一记，就被这一技术-书写带来的毒性打昏。我们在今天使用社交媒体时，人际关系被消费化了，比如，行踪被滴滴打车捕捉住了。但是，慢慢地，我们会反应过来，去克服技术-书写本身的毒性，用更高版本的技术-书写，去对付目前的有毒的技术-书写。这第二反应，就是我们的“新知识”。斯蒂格勒认为，这一事后的反应，就是新知识对于生命的重新“加持”。

　　一路上，人就是这样克服着技术-书写的毒性，不断生产出新知识，去对付失控的环境，让自己一次次度过技术带来的危机，走到今天的。但是，今天的数码运算的速度，已远超出人脑的计算速度，接近光速了，我们需与数码性作殊死的战斗，才能重新跟上它，将它钳制在我们的理性之内。这样的战斗，我们人类已进行了三百万年，这一次，我们仍能安度难关?斯蒂格勒这一关于技术-书写拖着人类进化的看法，已远离海德格尔关于人的技术命运的看法，是独树一帜的，我认为，将是我们未来的关于技术的进一步思考时必须参考的最重要的坐标。

　　我们的大脑，从来都是被我们的社会-技术器官不断重新书写的。这个器官，曾被黑格尔称作“精神”，有无尽的可塑性。我们原有的那种“阅读之脑”并不正常，必须被不断地重新书写。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是使我们的阅读之脑，转变成“数码之脑”。但今天的社交媒体，正在将我们的日常行为书写化到一个文本空间之中，将语流空间化了，活水一样的语言，也被当作了空间对象来传递，并用新的算法来配置它们，甚至使它们自动交互和连续繁殖。我们能不能逆转这个过程?我们的大脑能否诱敌深入，暗度陈仓，再一次逆转局势，走进新局面?

　　数码化只是更细、更碎、更死板的书写化。比数码更细的，是纳米。今天，在纳米技术平台上，形式与材料已不可分。许多形式在宏观上已不再存在。新技术和新媒体对我们的影响，远远大于传统上新技术和新媒体通过文化工业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必须跳出我们原有的理解框架。我们现有的知识，我们的大学系统，是根本无力来对付这种新情境的。情况可以说是很危急了。

　　3.我们当前的教育机构已病入膏肓

　　技术，是对记忆的辅助。记忆技术，尤其是网状阅读和机器学习这样的技术推进，正在瓦解和动摇大学栖息地，破坏其地形，扰乱大学知识空间的组织方式，使我们不再清楚大学场域分布及其学科前沿之走向和坐落，不再知道其理论战场到底放在哪里。连它的校园的共同体处所及其社会联系，也正在被脸书、微博和微信这样的社交网络，彻底架空和撕碎。大学正在蒸发。

　　老知识在新环境里都是全体地对我们有毒的了。新知识只能是这样长出来的，才对我们无毒：新知识只开始于我们努力在其中解毒的过程之中。这时积累起来的人人生产出来的自我文本和作品，才能算作新知识!新知识，是像大洪水后，由我们在新季节里整批地重新栽种出来的。

　　今天，整个知识体系都被打散，整体地都不能用了。大学是难以改革的!必须创造另外的研究机构，必须创造另外的教育机构和另外的教学方法!只有我们每人每天的两个小时以上的冥思处，在斯蒂格勒看来，才是安全的了。我们应该像他那样，每天深夜离家，一个人苏醒于某个小房间，将早上四五个小时绑架给自己的写和读，否则，凭我们怎么化妆，我们的自我实践都将是漏洞百出的。他对我说，只有这样的半军事化的自我实践，才能保证福柯要倡导的像花朵的一次次开放那样的“生命实践”了。

　　数码算法正以光速在全球实时运行，我们现在不能躲在大学这样的救生圈里，继续感叹“逝者如斯夫”了!我们不能比它更快，所以，应以自己的超慢，来与之对冲，然后争取收复它。阿多诺们已在感叹理性正在被理论化吞没，那么，在今天，这理性化速度加快了N 倍，我们的理性应该如何作出反应，来反手占得上风?

　　大数据处理已使我们的全部旧知识失效。新知识就是我们对于新技术-书写也就是这个技术药罐的全新应对的经验的渐渐积累。不进行积极的应对，我们就会死在老习惯的毒性里。我们只能用新实践来替换旧机构，对大学，对我们存身的其他机构，都应如此。只有基于可靠的理论知识，才能开始我们的新实践。我们不应该就这样待在机构里，而应改造它到底，甚至重新发明它!大学只是我们发明另一种大学的根据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