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龙雨：现在的双年展并非真的是“双年”

　　现在的双年展并非真的是“双年”。亚洲和西方国家的艺术日程异常不绝：欧洲和美国的簇拥于春季，亚洲的则定于农业收成期—秋季。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的Documenta、威特尼双年展、欧洲漫游轮转的Manifesta和柏林双年展、巴塞尔博览会、纽约的Armory展和Frieze、马德里的ARCO都在春天举行。反而，亚洲的南韩的光州双年展、新加坡双年展、釜山双年展、横滨叁年展、汉城的Mediacity、台北双年展、广州叁年展都举办于秋天。另外，上海的西岸艺术博览会和Art021、韩国国际艺术博览会都是秋季活动。这种现象源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吗?还是源于意会不同文化的分别?

　　今年，我看望了很多双年展，令我沈思这种流通于视觉艺术的活动结构。我听过了很多批评家的厌恶：为什么有这么多双年展?为什么它们都形貌一致，都是过于政治化?它们为什么都不与当地社区合作，反而维持低等的水準，或者为当地政府做宣传?为什么它们都貌似博物展览?双年展还是最活泼的社交媒体，前卫的文化勣极行动吗?还是变成了制度化的权利结构体?它们的费用如此庞大，为什么不勇于保障票房成功呢?只是关注卖座制品会覆盖艺术界的公民义务吗?

　　除了数个显赫的双年展之外，大部分都会遭受经济抵押而约束于政治命令。此外，尽管双年展组织者是公共领域的权威人士，它们仍然经常面临意想不到的难处。双年展缺乏资金，同时亦需要处理外在境遇的问题而导致极度疲竭。这些难题包括政府拒绝签证、审查、政治歧视及当地的排外态度。加之，不能忽视的是助资机构偶尔的过分要求。但是，这些变数是双年展组织缺点的藉口吗?非也。

　　双年展若要继续生存，就需要证明他们的存在价值。在我参观过的双年展中，有许多令人失望的元素。有些过于政治激进，有些失去了呈献文化行动的锦绣、万向的文语，最终困于地方主义。有些忽视了双年展可以解决的社会弊病，有些则沉迷于美学的深奥。

　　我们必须明白九十年代双年展的扩散确实有明显的原因，包括全球化的迅速扩张及其经济影响，还有信息革命和旅游业的迅速扩张。因而，随后的二十年内带动了接近叁百个双年展的发展。这可以归因于文化生产者和文化消费者共享的精神。

　　我并不主张艺术话语和双年展修辞的政治化。反而，我提倡消除挑拨敌意的政治词藻。我和各位艺术界的朋友在过去二十年的双年展场地经历了动荡、分享了苦难;作为您们的同事，这是我对双年展文化的反思性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