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文字，或煮熟的鸡蛋变生了

　　若用比喻来说，人为了谋生而劳动，其过程就像是把鸡蛋煮熟，要经历一番沸腾。我的劳动是写作，虽有沸腾的过程，但结果却恰好相反，我那煮熟的鸡蛋竟然变生了。这当中的气恼，读者可想而知。唯一的安慰是，我不以写作为生，鸡蛋变生了，可以不吃。

　　我写作，仅仅是满足写作的欲望，享受写作的乐趣。我既不靠制造学术垃圾来混个教授职称，也不用虚构小说来获取世俗功名，更不必炮制酷评来取悦他人。借一句舶来洋话说，我写故我在，我写故我乐。

　　叙述一：别人的爱，很无奈

　　这样断断续续就写出了一本书，都是几年中在西欧和北美各地的艺术博物馆和画廊欣赏名画的所见所思，书名《触摸艺术：一个批评家的旅行札记》。

　　在这之前，大约是1997年暮春，我到纽约的惠特尼美术馆参观“美国当代艺术双年展”，然后写了一篇展评，不是泛泛介绍展览，而是通过展览去观察当代艺术的新动向，并在写作技巧上尝试稠密描述的方法。那时候，在海外几乎看不到国内的艺术期刊，于是便将文章投给了台北的《艺术家》杂志。两周后的一个半夜，我被电话铃吵醒，对方是《艺术家》杂志和艺术家出版社的社长，邀我以后继续给《艺术家》写展评。这一写，就是十多年。其间，也给海内外的其他艺术刊物写稿。不算多，每年写下十来万字。

　　这些文字经过挑选，汇编成《触摸艺术》，我请当时旅居纽约的画家朋友陈丹青写了序，然后将书稿邮给台北艺术家的社长，并很快得到出版承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是编发我文章的同一编辑，我们早有笔墨往来，算是缘分。

　　我这人有时候腼腆，不好意思去催问自己的书，心想迟早会面世的，只在网上留心出版社每月的出书简讯。过了一年多，责编写来一份电子邮件，我见了一喜，想是书出来了。急忙点开邮件，却见责编说，她将辞职到法国留学，我的书稿交给了另一位责编，并附新责编的邮箱地址。虽感失落，但毕竟有新的联络方式，希望还在。

　　我给新编辑写去邮件，不料对方毫不知情，我赶紧又去信详述，却没了回音。无奈，直接联系社长，信函竟如泥牛过海。

　　罢了，我急忙同台北的《今艺术》杂志及其典藏出版社联系，并扩充书稿内容，重新编目，将书稿邮了过去。回信来得很快，编辑说由于书稿内容丰富，建议分成上下两册出版。真是大喜过望。书稿整理成两册后邮过去，一等又是一年，直到责编去英国留学，新编辑同样一问三不知，后来干脆没了音信。

　　当然，出版社既不欠我钱，又不欠我情，更无合同纠葛，出不出书，由不得我。好在那几年我已有条件回国，不像过去拿不出银子买机票。一回国，便关注国内的图书市场和出版业，还购得不少书，不仅阅读，也借此窥探出版动向，喜爱天津一家出版社的名家散文丛书。我曾经在那家出版社的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散文，于是便给丛书主编邮去自己的书稿。

　　其时，书稿内容已增加不少，我便将上下两册编为两部不同的书，上册变成了研究艺术问题的学术专著《观念与形式》，下册变成谈画说艺的散文集，沿用旧名《触摸艺术》。不久，一位编辑回信，表示接受后一部散文集。

　　过了一年多，未见出版动静，我顾不得腼腆，给责编写去电子邮件询问。责编很快回信，说自己早已到美国留学，让我同主编联系。我又给主编去信，但终无回音。

　　至此，看官该会留意到，上述三次经历，都是我同未曾谋面的出版社直接联系，并无中介或朋友介绍。三次经历后，时间已过了四五年，而书稿却一字也未付印。那时候每年回国，有次途径上海，便将出书之事，托付给上海新闻界的一位儿时旧友，才有所获。

　　于是，我在上海得以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相晤。其人热情很高，建议我将两部书稿，分成三部。我当然乐意，我们一不做二不休，根据二书的目录，一合一分，马上就有了三部书稿。一是美术理论专著《观念与形式》、二是美术评论集《触摸艺术》、三是关于艺术的散文集《欧美看画记》，各二十万字，百幅彩图。尽管最后一部的书名尚待进一步考虑，但他当场就同我签了三部书的出版合约，稿费为百分之八的版税。在文化商业化的年代，不收取出版费就不错了，能有稿费，不管多少，已是幸中之幸。我自忖，这也算是对拙著几年中颠沛流离的报偿吧。

　　接受过去的教训，我同上海这位热情的编辑保持了密切的通信联系，而且，每次回国路过上海，都要同他一聚。去年夏天在上海又聚，分手前责编说有事相告。我心里一紧，不知会是何事，但料定与书有关。他说：他即将辞职到外地工作，我的书稿尚未着手处理。事不过三，那一刻，“旧戏重演”一词立即浮上脑际。但是，也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自己一点脾气都没有了。我平静得出奇，面带微笑，专注地听他讲为了爱而离开上海的美丽故事，并祝福他。

　　倒叙二：天上无馅饼

　　我的第一部书在20多年前出版时，并没有通过任何朋友关系，而是自己联系出版社。那时候是80年代中期，文化环境宽松，也没什么黄铜污染，美术界正如饥似渴地引进西方现代艺术理论。我拿了一部英文的艺术心理学专著，到四川美术出版社寻求翻译出版。找到社长，社长说，社里刚来了一位新编辑，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毕业生，叫陈默，负责美术理论。我找到这位新编辑的办公室，他不在，别人说他下楼打开水去了。我走到电梯口，见一长发青年提着暖水瓶从电梯出来。我问他是否叫陈默，他说是，于是我翻译的《艺术与精神分析》不久就出版了。

　　我们就这样成了20 多年的哥们，而当年对他的感谢，只是一小瓶咖啡。

　　有一部好莱坞电影，《美国大美人》，故事中的母亲是个房地产经纪人，在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后，她对年少的女儿进行人生教育：记住，这个世界上谁也靠不住，你唯一能依靠的，只有你自己。

　　我在80年代初大学毕业时，工作靠国家统一分配，虽然人人都有一碗饭，但往往不是好饭，所以希望自行找工作。可是，在那年代自己找工作，犹如天方夜谭。80年代中期研究生毕业时，国家分配我留校执教，我不从，一意要去北京，或者回成都。

　　那年春天到北京，我去某艺术学院求职。找到学院的人事处，同处长颇谈得来，我以为工作有了眉目。谈话快结束时，处长想起了什么，问我是谁介绍来的。我说没人介绍，是自己找上门的。处长脸色一变，几乎是吼着说，进我们这里，至少要师级以上的军官介绍。然后不由分说，让人把我请了出去。我当时非常愤怒，想告诉他，不就是师级么，小菜。但我已没有机会把话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