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炼：当代艺术与视觉传播

　　(重庆《当代美术家》08年1期)

　　一

　　文化是智力和精神创造的积累，而积累则是传播与交流的结果。作为人类文化创造的一大类型，视觉文化当然也是传播与交流的结果，当代艺术亦然。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在国内高校学习文艺理论时，得知艺术有三大功能，分别为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说的艺术的三大作用。80年代中后期我在国内高校任教时，从未怀疑这一理论，不假思索地将其灌输给自己的学生。于是，90年代初我到西方学习艺术理论，得知艺术的功能在于传播与交流时，竟吃了一惊，急忙反省自己，赶快了解何谓传播与交流功能。

　　传播，英文为Communication，也包含有交流和沟通的意思。在中文里，“传播”一词的含义是单向的，仅指由媒体向受众输送信息。然而这个英文词却指一种双向的行为，其含义不仅有媒体的输送，而且有受众的反馈。20时世纪后半期兴盛于西方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便直接涉及了这一双向的互动行为，而且更加强调受众的主观能动性。既然如此，艺术的Communication功能，汉语就该称“传播与交流功能”才完整。可是，时下国内研究艺术传播学的学者，虽然也述及传播的双向作用，但在用词上却只顾及单向的传播，有名不符实之虞。虽然如此，为了避免概念的混乱，我还是照国内的惯例，用“传播”一词来指传播与交流二义。

　　传播与宣传有异有同。异者，宣传是操纵和控制思想的工具，而传播则是沟通思想和交换信息的工具;同者，宣传和传播的生效方式一致，都利用了符号的编码机制。文化的传播借助符号及其编码系统，视觉文化的传播借助图像和意象的编码。图像(image)是可视的、外在的、简单的符号，虽然具有能指(signifier)的性能，但难以揭示所指(signified)的隐藏或深层含义。意象(imagery)以图像为基础，被图像的制造者注入了特定的信息，于是超越了单纯的图像符号，而具有想象和思维的成分，成为寓意的符号。例如，英国形式主义艺术理论家克利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就以线条和色彩的独特组合方式而超越了单纯的图像，并就此而具有了情绪和精神的内蕴。

　　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术语说，艺术家在绘制作品的过程中制造图像和意象，是一个编码的过程，艺术家想要传播的信息，通过这个过程而被注入作品。受众阅读这些图像和意象，是一个解码并获取信息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很可能是不对应的，因为受众使用的密码本不一定与艺术家使用的密码本相同，于是便出现了误读和误解的情况。艺术传播与新闻传播的一大不同在于，艺术传播允许误读，有些艺术批评家甚至主张“过渡阐释”，因为艺术批评家是经过了专业训练的特别受众，他们使用专业的解码技术(批评方法)去主动从视觉艺术作品中发掘出尽可能多的潜在信息。潘洛夫斯基的图像学就是这样一套解码方法论，他的密码本依据中世纪和文艺复时期兴宗教绘画的象征系统而编成，该系统以宗教思维、文化习俗、生活传统、社会机制等作为设置密码的参照。

　　二

　　为了说明上述问题，我举一幅浅显的绘画作品为例。这是17世纪70年代中期的荷兰肖像画《少女肖像》，现藏蒙特利尔美术馆，作者为杰拉德·特·波奇(Gerard Ter Boch，1617-1681)，属当时流行的世态风俗画。首先，从潘洛夫斯基图像学的角度来描述，这件作品的画面构成非常简单，就一个美丽的少女和三件道具：手中的折扇、身旁的书桌、桌上的书本。其次，虽然这是一幅世俗的图画，没有潘洛夫斯基所津津乐道的那种约定俗成的宗教象征性，但是，画中人物的衣饰和道具，仍然具有符号的能指意义。少女的衣饰精美却不奢华，说明她出自殷实人家，但非豪门贵戚。桌上的书说明少女具有阅读能力，受过相当的教育，她来自社会中上层，而非劳动家庭的文盲。少女手中那把小巧的折扇，既有类似的能指意义，也是一个视觉上的修辞设置，它延续了少女的双臂所合成的那条向下向左的线条，将看画者(受众)的目光，引向了桌上的书，从而提示并强化了少女良好的家教和修养。

　　在潘洛夫斯基读图步骤的第三阶段，我们应当阐释这幅肖像画的可能意图和含义。按照艺术史学中社会批评派的说法，17世纪荷兰风俗画的兴盛，与当时商业社会的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绘画收藏已从高墙豪门进入了一般的富裕家庭。肖像画也不再是豪门专利，不再仅仅用于对老一辈人的记忆，其他殷实之家也有能力请画家绘制肖像，而且年轻的家庭成员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肖像。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某个殷实家庭为自家待字闺中的女儿画肖像，通常是出于相亲的目的。这个目的正好揭示了艺术的传播和交流功能：为人父母者希望以这幅肖像画为媒介，将有关女儿的信息传递出去。这信息是，漂亮的小家碧玉已经长成，经济状况良好，受过基本教育，现在寻求未婚夫。

　　在这个意义上，这幅17世纪的荷兰肖像画，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征婚广告。只不过，征婚广告采用了广而告之的大众传播方式，成本低廉，而这幅画却借助艺术，采用了小圈子传播的方式，成本相对较高，应合了彼时彼地有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将这幅肖像画的译名改为《待字闺中》，甚至改为《待价而沽》，因为无论是媒人提亲，还是男方家庭直接来人看画相亲，这一来二往，初始的依据都是女方这幅肖像画所蕴含和传递的信息，以及男方对这信息的反馈。在这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暗地里存在着婚姻关系与商品市场的同构，其中可能的讨价还价，恰说明了艺术传播的双向沟通，并涉及negotiation，即传播学之所谓“协商”，是为艺术传播与交流功能的体现和实现。

　　艺术传播具有历史特征。这幅肖像画在其产生的彼时彼地所携带的以上信息，来自画中少女的家庭，出自一家之长的父亲，服务于少女之婚姻大事的目的。这幅画本身，是这信息的载体，或曰传播工具(vehicle)，而受众则是看画的媒人和男方家庭成员。但是，时间改变着这一切有关信息的要素。三百多年后的今天，对我们此时此地的受众来说，这幅少女肖像携带的信息已经很不同了。从社会学的角度说，这不再是一个有效的征婚广告，而是一幅反映当时世态民情的风俗画，它不仅向我们今人传递了彼时彼地的求偶和婚俗之一斑，而且传递了当时那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人际交往方式，以及妇女的教育、服饰、化妆等等文化和生活信息。如果我们超越艺术的局限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这一切便成就了这幅绘画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而不仅仅是艺术价值。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