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炼：浮世春宫与潇湘八景

　　原载台北《典藏•古美术》2003年1月号

　　日本浮世绘的春宫画，与中国古代山水画，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二OO二年秋，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举行了一次关于中国春宫画的讨论会，主讲人是加州大学教授、著名亚洲艺术史学家高居翰。虽然高教授讲的是十八世纪的中国性爱艺术，但我却由此联想到了中国古代山水对日本十八世纪性爱艺术的影响，尤其是在构思和图式方面的影响。

　　因为波士顿美术馆是全世界收藏日本江户时期浮世绘版画最丰富的地方，又因为波士顿美术馆也收藏有丰富的中国古代绘画，所以高教授的讲座让我产生联想是自然而然的事。再者，我在波士顿美术馆有幸看到了日本浮世绘大师铃木春信的春宫画精品，见其灵感来自中国古代山水画《潇湘八景》，于是就想到要写这个题目。

　　一      艺术影响

　　在波士顿美术馆，我还看到了日本江户晚期一位女画家的山水画《兰亭雅集》，其用笔用色、章法图式，都体现着中国明清文人山水画的精神，而画的内容，则是东晋王羲之等诗人墨客的兰亭聚会。如果掩去画家题名，谁都会说那是一幅中国文人画。事实上，过去的日本文人画，在构思、形式、手法、材料方面，确是中国文人画的仿本，其题材也多取自中国古代的文人轶事。

　　中国古代绘画对日本传统绘画的影响，有两个直接的途径，一是日本画家到中国学艺，二是中国画家到日本传授。就前者而言，室町时代日本最著名的水墨画家雪舟，曾随谴明使到中国访学，他崇尚南宋文人画，而这在明朝业已过气，于是他最终带了一身浙派画风返国。就后者而言，一九八六年，在美国堪萨斯大学的斯宾塞美术馆，举办过一次大型的中国旅日画家作品展，展出了一六OO到一九OO年间中国画家在日本的创作。虽然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二流画家，但正是他们及其先行者，将中国艺术的真谛，尤其是文人画的精髓，带到了日本，使之成为日本绘画的范本。

　　日本文人画中，有“南画”一派，讲究写意，与中国文人画的“南宗”相近，这让我想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南宋梁楷的简约画风，有高蹈之气，抒情达意尽在不言中，进一步启发了日本僧人画家的禅画。关于日本水墨画与宋代以来中国文人画的承传关系，是中日美术史上的大话题，资料颇为丰富，不必由我赘述。我只想说，日本画家不仅以崇尚中国文人画为雅，而且以此与江户时期低下的风俗画相区别。

　　其实，就是日本的风俗画，也同样受中国绘画的影响，即便是最具日本特征的浮世绘通俗版画，也是如此。印刷术是中国的发明，流传到现今的中国古代版画，最早者有南宋的商家招贴。有明一代，小说兴起，绣像插图流行，这些图书东渡扶桑，与浮世绘一拍即合。无论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还是《三国演义》里的各路英雄，都是日本画家笔下常见的题材。除了英雄好汉，日本人也很世俗，《金瓶梅》、《肉蒲团》的插图本，很受日本画家青睐。那时日本也正好流行淫书，枕边书更是嫁妆中不可或缺者，恰如中国新娘的“压箱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性教育读本，也是避邪之物，其功能更有诗经六义中的那种起兴。

　　不消说，中国淫书的插图，是春宫画的一种。春者，春情也，宫者，皇宫也。日本浮世绘的春宫画，以其通俗而面向下层平民，日语称“春画”，少了一个“宫”字，足见其世俗色彩。中国的春宫画可以追溯到汉砖，甚至追溯到先秦墓葬，均与朝廷有瓜葛，只是到了明末，春宫画才与平民有了更广泛的沟通，并达于其艺术样式的顶峰。这时期是日本的江户前夜，当明代插图小说传过去时，浮世绘画家们便如获至宝。在浮世绘的风景画、戏剧画、美人画三大类中，美人画多半都是春画。江户时期浮世绘的几大名家，如铃木春信、喜多川歌摩、葛饰北斋等，几乎个个都是春画高手。

　　二    铃木春信

　　一说起浮世绘的春画，人们就会想到歌摩和北斋，前者优美、妖冶，后者邪媚、狂野，他们将日本春画推向了极致，更成为大和人之性文化的注脚。然而，我看重的却是铃木春信，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春画优雅委婉，而且更因为他的春画以“见立绘”为特点，向我们提示了中国绘画对日本春画的影响。我在此用“提示”而非“展现”一词，是因为“见立绘”的暗示特征。

　　虽然“见立绘”并不是日本艺术的一个专门术语，在普通的日语词典中，也没有这个词， 但“见立”却是江户时期日本画家广泛采用的一种构思方式，即参照前人画意或图式来进行新的创造，并指涉前人作品。日本美术史学家早川闻多用“见立绘”来讨论铃木春信，指出其画中暗藏的视觉渊源，乃是中国古典绘画的构思和布局，这有点象前几年后现代主义理论所讲的“挪用”和“戏拟”之法。因此，“见立绘”或可译为“典故画”、“指涉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欧美艺术史学界，一度流行过原型研究，用寻根溯源、探究家谱的方式，挖掘绘画作品中潜在的神话原型和隐藏的艺术渊源。例如，德国心理学家埃里克•纽曼，应用卡尔•容格关于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理论，研究英国现代雕塑家亨利•摩尔的雕塑，写出了名著《亨利•摩尔的原型世界》，说摩尔对仰卧人体的迷恋，来自墨西哥玛雅人的雨神雕像。有年我去墨西哥旅行，还专门寻访过玛雅人的雨神雕像，为的就是印证埃里克的说法。果然，玛雅雨神的图像，与摩尔雕塑的图像，有视觉上的明显联系，也有观念上的潜在联系，可以说，玛雅神话是亨利•摩尔的艺术灵感之源。

　　我这样讲，并不是要暗示说，中国艺术是日本艺术的集体无意识渊源，日本人肯定不愿接受这个说法。但中国艺术成为日本艺术在视觉图像和绘画理念方面的原型，却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而铃木春信的浮世绘春画，即可给我们提供一个有力的证案。

　　铃木春信之生年生地均不详，大概是一七二O年代中期，生于江户或京都，逝于一七七O年，活了四十六岁。可以确定的是，春信早年在京都学艺，练习浮世绘的制作。江户时期的浮世绘，主要出自江户、大阪、京都三地，春信的创作盛期，是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那时他已从京都回到江户，俨然江户名家。他对日本美术史的最大贡献，首先是发展了“江户绘”，通称“锦绘”的画种，即我们后来所说的套色木刻，这改变了江户前期浮世绘之色彩的原始和单调，并使江户因此而在三地鼎立的艺术界成为魁首。铃木春信的锦绘在江户供不应求，于是很多画家模仿他，在他死后还有大量伪托其名的赝品出现。春信的第二个贡献是发展了“见立绘”，他以中国古诗的“用事”方法，在画中暗藏典故。尽管铃木春信不是创作见立绘的第一人，但他的实践，却使这种方式愈趋成熟。由于怀旧心绪，春信倾情于过去平安朝时期的优雅文化，他在往日的和歌中追寻诗的意境，并将追寻的目光移向中国艺术。看他笔下的美人，纤腰婷婷、步履款款，其画之运笔也如行云流水一般，婉约雅致，观者无不为之动情。这种美人造型、这种用线用意、这种略显伤感的情思，据美术史学家们考证，来自中国明代著名人物画家仇英的仕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