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诗岩：包豪斯的悖论 一份被撤销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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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尤松，《工业凯旋门》，2010年，布面油画，200 × 800 厘米

　　导言：如果谈及对于达达的回应，包豪斯在1923年的宣言中唯一具体提及的艺术团体就是达达。其中一个版本的执笔者奥斯卡•施莱默把达达作为对表现主义的一种扬弃和逆转。而在对资本权力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态度上，施莱默和表现主义、达达一样，持否定的立场，但同时，包豪斯的未来被设想为对这两种否定方式的吸收和超越，“热爱最遥远的过去一如热爱最遥远的未来;拒绝反动一如拒绝无政府主义”。

　　包豪斯最初所获得的巨大国际声誉实际上借助了一次精心策划的事件：1923年包豪斯大展。这次大展显在的成功和隐性的危机，以及个中缘由通过和事件相关的两个文本传递出来：其中，广为流传的文本出自包豪斯校长格罗皮乌斯在展出后不久所发表的《魏玛国立包豪斯的理念与组织》。文章主旨和他在大展中的演讲《艺术与技术，新的统一》基本一致，算是为包豪斯的重大转型最终确立了坐标，也因此，成为后世学者推崇或者批评包豪斯思想的重要依据之一;另一篇同样带有纲领性质的文章，其命运和影响却截然不同。它由包豪斯大师委员会委托形式大师奥斯卡•施莱默主笔，原本计划作为一份宣言出现在《包豪斯魏玛首展：1923年7月至9月》宣传手册的开篇，然而付梓刊印之后却突然因故撤销。虽然包豪斯官方很小心地不让这份内部宣言传至外界，仍然没能阻止少量拷贝泄露出去——否则，包豪斯和这份宣言的撰写者在德国纳粹上台之后的命运，大概都会稍有不同。可如果这份宣言真的随即焚毁，我们也就失去了一次以区别于包豪斯官方言论的角度来重新理解这个社群的重要角度。

梁慧圭，《图腾机器人-歪斜》(局部)，2010年，挂衣架、脚轮、灯泡、电缆、细绳、金属挂钩、聚碳酸脂漏斗、弹力网、铃铛、钓鱼浮子、铝制反射镜、格栅灯架、金属环、金属链、回形针、橡胶玩具动物、发卷、假发片，190 × 130 × 75 厘米

　　施莱默版本的宣言之所以被撤销，原因很明显：宣言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大教堂”的字眼。虽然施莱默创造这个词组，是为了概括正在转型的包豪斯希望暂别的所谓表现主义时期的愿望，但是这个字眼容易激发包豪斯内部的情感认同，也容易被外界当作浓缩版的包豪斯宣言——事实上它几乎就是包豪斯的信念，所以显得格外危险。在包豪斯创建之初，就“社会主义”最宽泛的意义而言，格罗皮乌斯和不少包豪斯人都基本算是社会主义者，只不过出于对党派政治的厌恶和警惕，他很快声明要把包豪斯建设成一个“非政治的社团”，并且多次强烈希望包豪斯师生不要参与政治活动。这一回，格罗皮乌斯为避免关键时刻节外生枝，决计禁止“社会主义大教堂”这个容易让政治对手借机发难的用语在大展期间流传出去。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大教堂”之言的流出确实授人以柄，刺激各方力量加强了对包豪斯的围攻和诋毁。纳粹势力后来对施莱默的迫害也多少和这份宣言有关。

　　“社会主义大教堂”这一触目惊心的措辞成了宣言事件的主因，是源于包豪斯当时正处于重新把握和理解其在时代生活和思想中的定位的重要阶段，大师委员会决定：由施莱默这位从来不属于权力核心层的形式大师主笔宣言。这是为什么?就算施莱默在包豪斯团队中有着出众的思想能力和写作能力，为什么大师委员会居然同意将这份据说没有(来得及?)提交委员会最终审阅的宣言刻印公布出来?答案好像是：仿佛存在某种意愿，希望并非和包豪斯官方全然一致的声音，能在那个展出的重大时刻发出来。

　　我曾经在一篇专论包豪斯内部理念之争的文章中，把包豪斯理念核心归结为面向“总体艺术作品”和面向“新型共通体”，这样一体两面的结构。这两面被其创立者构想成互为动力的统一体，可是由自由个体自由联合的包豪斯星丛，却从未能弥合一体两面结构中必然的裂隙。简单来说，包豪斯不同于其他先锋派艺术团体和现代主义建筑实验的复杂性正是在于：它既要“造人”又要“造物”。那么，哪一手该更硬，成了始终有待争议的问题。

汪建伟，《隐蔽的墙》，2000年，行为表演

　　这种内在的间隙不一定是坏事，就包豪斯最高远的志向而言，它恰恰给出了保存动能的空间，把总体目标本身转换为一种对极性张力的存蓄和把握。可惜这种极性张力随着包豪斯理念在公共领域的传播日渐消散。其起始点也同样是1923年的包豪斯大展。为了应对内外部的危机，包豪斯提早一年就开始筹谋它在历史上的首个大展，深谙外交和管理之道的格罗皮乌斯想方设法把不同个性的人装扮成一个模样，好让包豪斯人在名为观摩实为审查的外界面前保持一致的形象。施莱默早在这年春天的日记中就曾点破此情此景。

　　在被撤销的施莱默版本的宣言和后来官方认定的《魏玛国立包豪斯的理念与组织》之间，我们看到了理念上和方法上精微的分歧：虽然施莱默和格罗皮乌斯都明确反对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既警惕过度膨胀的主体，又警惕工业文明的加速物化，为此他们都主张在分裂的世界中寻求均衡和整合。可是路径有些不同，格罗皮乌斯出于各种原因，强调创作主体同机器生产的结合。迫于当时压力，格罗皮乌斯希望包豪斯尽快适应和把握正在到来的“充满机械、无线电和高速汽车的世界”，于是他一改战后初期对大机器和重商主义的警惕，明确强调标准化的需要，以及为批量生产做好设计上的准备。他能果断迈出这一步，除了情势所逼，也因为感到多少已经造就了能够驾驭这种转型的“新人”，即几位在表现主义时期培养出的青年大师。虽然《魏玛国立包豪斯的理念与组织》一文的主旨离所谓功能主义思想相去甚远，也没有流露出“形式追随功能”这样简化的决定论意味，甚至格罗皮乌斯在文章最后还憧憬包豪斯造就的新人将会“发明和创造能够体现这个世界的形式”，可是照这个路线走下去，几乎必然是基于计算的可供兑换的抽象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