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梅耶：通往中国之路蜿蜒盘旋

　　与博物馆任何有价值的藏品一样，一本书的出笼，也该有个来龙去脉。本书的种子源于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哈佛大学档案中的偶然发现。当时，我们正为撰写《阴影下的竞赛》一书开展研究。那是我们的前一部作品，描述了俄国、英国和美国如何争夺中亚统治权。那本书的主角是欧雷勒·斯坦因。他出生于匈牙利，是古代丝绸之路遗址的探险家。20世纪30年代，斯坦因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赞助下，实施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命运多舛的探险活动。当我们仔细翻查那些档案时，谢林发现了一个文件夹，里面装满了信件，字里行间充满了苦不堪言的描述。写信者是一位年轻人，名叫劳伦斯·史克曼，收信人是他的导师、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谢林让我留意师徒之间的往来信件，特别是其中讲到的中国北方的龙门石窟，及其用巨大石灰岩雕琢而成的不朽塑像。一千年以前，龙门石窟曾是佛教朝圣者的神圣目的地。

　　《谁在收藏中国》

　　作者：【美】谢林·布里萨克、卡尔·梅耶，张建新、张紫微/译

　　版次：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版

　　当时，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馆刚刚开馆(1933)，得到了大把资金(1100万美元)捐助。为了给该馆征集亚洲艺术品，史克曼踏上了漫漫旅途。但是，史克曼一路上麻烦不断，四处求援。龙门有上千个无人看守的石窟，宛如迷宫，到处都是盗贼。当地农民根据买主的订单偷盗。龙门石窟的艺术珍品现身于北平(今北京)穷街陋巷里的古董店。史克曼该如何行动?具体来说，他是否应该收集《帝后礼佛图》的浮雕碎片?十几年前，兰登·华尔纳本人曾去过规模巨大的龙门佛教石窟，也面临过同样的难题。华尔纳魅力十足，喜欢天马行空。这一次，他对史克曼提出了深思熟虑的建议。他直言要求史克曼刻不容缓，先把浮雕拿下再说，费用由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博物馆分担(最终，《帝后礼佛图》落户于纳尔逊博物馆)。

　　在中国陷入混乱期间，那里的古代遗址很容易成为盗贼、肆意破坏公共财产者以及收藏家竞争者下手的目标。事实的确如此，史克曼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普艾伦(也是哈佛学子)，他在试图弄走龙门同一洞窟中与《帝后礼佛图》相邻的一块浮雕，即《帝王礼佛图》(目前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明星展品)，它刻画了一位皇帝和侍从拜佛的场景。所以，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当我们参观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遗址敦煌时，这个问题再次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为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文物，兰登·华尔纳曾尝试用简陋胶水揭取敦煌壁画。我们的地陪导游用手指着壁画墙上的洞孔，义正词严地痛斥犯下那些恶行的“外国鬼子”。

　　对我们来说，这并非完全陌生的领域。在2011年，我俩同时应邀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2012年秋季学期的高级研究员。

　　然而，前往牛津大学做研究员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我们得搞一个研究项目。我们想到了哈佛大学的那些档案，想到了我们对中国考古遗址的实地参观考察。我们决定做这样一个课题：西方收藏家们如何、为何被中国艺术弄得神魂颠倒，并使美国的博物馆永久受益?我们的研究项目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批准。抵达圣安东尼学院后，我们便着手演练，对研究项目进行试水：与学者会面，旁听讲座，参加研讨会，一头钻进恰如其名的“赛克勒美术图书馆”的宽敞书架中。

　　到了学期结束时，我们确信，我们所选的研究项目层次丰富，埋藏着许多意外惊喜。其中包括难以自拔的收藏家、激情洋溢的博物馆研究员以及精明睿智的古董商等。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被人遗忘，但人物形象绝对妙趣横生。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亚洲艺术收藏在增长，中国的艺术市场和博物馆文化在繁荣兴旺，我们却找不到任何与其有关、为非专业读者撰写的书籍。于是我们又进行了两年研究，最终完成了读者手中拿到的这本书。

　　前往圣安东尼学院前，我们向专家朋友们征求建议，特别是艺术史学家约翰·奥奈恩斯以及退休的大英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斯·伍德，请他们向我们推荐牛津大学的权威人士，以便我们与其研讨。他们提到了两个人——克雷格·克鲁纳斯和迈克尔·沙利文。前者是牛津大学首位专攻亚洲艺术的教授，后者是资深中国艺术研究员。克雷格·克鲁纳斯出生于苏格兰，与我们会面时，他欢迎我们旁听他有关中国明代的讲座，那是他喜欢的历史时期。克鲁纳斯的讲座如行云流水，他以文字和图片，证实了其畅销著作《中国艺术》的中心主题，即“中国艺术”实属误称。在他看来，将书法、雕塑、陶瓷和绘画组成“同源整体”的倾向属于西方的发明创造，没有考虑到中华文明的真正规模、古老和多样性。在其讲座以及与我们的谈话中，克鲁纳斯强调，有必要对各类型中国艺术的变移性和特殊性进行评估，并引用自己的学术著作以及他曾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担任有影响力的研究员的经历，对此予以证明。

　　迈克尔·沙利文也同样有意思。他出生于加拿大，在英国成长。在战时的中国当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沙利文持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在斯坦福大学亚洲艺术系当过二十多年系主任，之后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名誉研究员。我们在圣安东尼学院给他留了一张便条，向他解释我们的研究项目，请求与其会面。

　　几天后，我们学院的门房向我们转交了沙利文的手写回信。他写道：“好啊!我的公寓位于牛津大学偏僻的北部，何不来与我共进晚餐?”那时他已是94岁高龄，还在为他的中国夫人柯恩服丧;他曾把自己撰写的所有十几部著作全部奉献给了夫人。多年以来，沙利文征购了大约500件中国现代艺术品，其中的精选藏品正出借给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一个特别展厅展出。他的公寓没有电梯，房间正中悬挂着柯恩的肖像，房间里面塞满了中国艺术藏品。我们对那种场景似曾相识。他的助手是两位可爱的亚洲女人。她们迎接我们，忙着准备中意混合风味的意大利面。迈克尔·沙利文来到我们的面前。他个子不高，精力充沛，蓬起的银发如同王冠。随后他谈到自己六十年来一直与西方有关中国古代或当代艺术的陈词滥调进行抗争。我们谈到了当今先锋派艺术作品，那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沙利文对那些作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充满矛盾，认为它们或局限于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模仿，或属于对陈旧传统艺术流派的反复。那真是一个令人回味的完美夜晚。2013年10月，迈克尔·沙利文去世，享年96岁。他把自己喜爱的艺术珍藏全部遗赠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