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少峰：神性之路 ——王广义的艺术

　　编者按： 在当代艺术家中，王广义是最为人熟知的一个名字之一。然而，正因为这种熟悉，王广义也成为最易被遮蔽的艺术家之一。今年11月，“王广义：存在与超验”展在武汉合美术馆开幕，展览以2012年以后的绘画、装置和影像作品为主，结合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王广义各个时期、各个类型的创作手稿及一部分代表作，全面清理王广义30余年来的思想和实践成果。本刊特约专稿对王广义的艺术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择选研讨会部分发言以及艺术家本人的一点回应，以图尽量全面地向读者呈现一个遮蔽之下的王广义。

　　《受伤的风景》 王广义  装置  图片、建筑废弃物等  110cm×70cm×0.8cm × 12 件(图片尺寸)  2009年

　　王广义的艺术和人生充满着传奇色彩，这种传奇不仅充斥在他的言谈中，更充斥在他的阅读思考和图像表达间。他以充满神性的交响谱写了当代艺术领域通往神性之路的一段不朽传奇。而对神性和传奇的迷恋，亦构成了王广义的视觉表达特质。在其充满着传奇性人生和神性艺术之路上，我们看到这种神性不仅贯穿在他的衣食住行间，他的特立独行的装扮和石破天惊的视觉表达给当代艺术领域留下了诸多谜题和无尽猜想。

　　他的艺术充满着宗教般的庄严静穆和神圣、神秘，亦有着一种政治偶像被消解的游戏感，更隐含着他对未知和死亡的一种恐惧。王广义带着20世纪的思想遗产，把阅读者带向了未来。

　　而对于王广义的解读显然是一种冒险，从以下摘录中，亦可发现。

　　“清理人文热情。”王广义这句名言曾引发艺术界广泛的讨论。而“武汉要出事”也验证了王广义的敏锐与对区域文化生态考量的细致。武汉近几年的艺术发展状貌也说明“武汉真出事了”。我们还记得：

　　“我的作品被国外美术馆收藏，我当然是高兴的。但是我希望我的重要作品能够留在中国，因为我不想看到在几年后我的祖国用巨资从国外将我的作品买过来的悲剧。”

　　“当你们用大量的词汇来解读我的《后古典》系列作品的时候，我对这种解释产生了怀疑。”

　　“神秘的东西不一定神圣，但神圣的东西一定神秘。”

　　“神学高于艺术，艺术是神学的奴仆。”

　　“艺术家如果没有点神性的话，哪怕是传说也行，要不然那就没有意义了。”

　　《新宗教——如何向人类解释Sindone》 王广义  布面油画  300cm×750 cm ( 三联)   2011年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王广义的这些摘录，也缘于类似王广义的“清理人文热情”。一个艺术家的一句话能引发全国文艺界大讨论实不多见，印象中有吴冠中“形式美”、“笔墨等于零”和李小山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方力钧“像野狗一样地生存”，从中可以发现王广义不仅擅长思考和理性分析，更有着精于传播的才情。恰恰通过“清理人文热情”，当然还有以后的《大批判——可口可乐》，王广义的名字不仅广为人知，他也终成一颗耀眼的明星，从中亦可发现那种不易觉察的神性和神秘已扑面而来。

　　比如他讲“这5年来，我干了许多事情。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及公众注意到王广义这个名词”。当然，一个艺术家自甘做一个批评家应该做的，筹划“珠海会议”，而“珠海会议”带来的不仅仅是王广义的命运的巨变。如果没有“珠海会议”，之后的命运多舛，还会有今天的王广义吗?由此，王广义亦通过：1.20世纪50-60年代现象;2.从艺术史中走出，挣脱学院经验的羁绊;3.以带着20世纪的思想遗产重新讲述神话;4.社会主义退场、政治偶像的消失与资本神庙的兴起;5.地缘政治与重回世界，扎扎实实建构起自我通往神性之路坚定的步伐。

　　《与圣物相关的草图之三》 王广义   纸上草图  29.5cm×42cm  2012年

　　一、20世纪50-60年代现象

　　理解王广义，重构其历史语境是一种必然。在他身上着实体现出了典型的20世纪50-60年代现象。因为这一现象不仅有着强烈的知识谱系、话语结构和表达方式，更有诸多光环和标签，而这代人恰恰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主体力量。北岛和李陀在《今天》杂志“七十年代专号”的“编者按”中，着重说明了这代人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我们这里说的一代人，是比较具体的，主要是指在70年代度过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一代人，这代人正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里成长起来，这种成长的特殊性造就了很特殊的一个青少年群体，而正是这群体在‘文革’后的中国历史中发挥了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于美术界，王广义等一批艺术家之所以能构成一种文化现象，也源于其个人艺术历程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而发展的。他的个人叙事成就并发展着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的景象，而其命运、经历，无疑是和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透过王广义的视觉图像世界，也让阅读者看到社会结构的转型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变化。

　　构成王广义成长背景的还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他们直面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又非常幸运地直面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启：“文革”和“改革开放”。可以说，正是“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进程的开启，恰恰构成了王广义视觉叙述的主要路径。在他的多个系列中都贯穿着深深的童年苦难记忆，又深深地内化着一种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后的雨露甘甜。由此，社会、艺术、政治、经济、文化才真正迎来一拨又一拨的观念形态的更新。图像时代的来临，大众文化的兴起，消费主义的弥漫，由此，中国社会也一步步由计划经济时代而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期间，王广义的图像世界恰好又揭示出了转型中的社会巨变的思维图景，充斥其间的社会主义经验的生存方式和文化记忆，不仅唤起了一代人共有的集体记忆，在王广义的视觉表征背后，他有意识地建构起了自我的图像体系，并把社会主义经验进行充分的解构、分析，终使《大批判》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志性语符。而“文革”式的图像修正和当代社会消费符号的重构，乌托邦与拜物教的交织，在带给人们深深思考的同时，又以一种娱乐方式、游戏方式，将阅读者引入思考政治性对艺术、对人性所带来的那种无法抹去的记忆。

　　《VISA》王广义   装置 人造毛、图片、木箱、丝网印刷等  120cmx80cmx60cmx33件(可变)  1994年

　　二、从艺术史中走出，挣脱学院经验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