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俊：是西西弗斯还是愚公移山？——重释“愚公移山”

　　最近杨福东的新作《愚公移山》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开幕，整个作品呈现出杨福东一直以来的风格，充满了浓厚民国的怀旧气质。《愚公移山》被演绎为“游园惊梦”，西装革履的男人们，提着老式皮箱，不断在山水间行进;出演母亲的美丽女子以一种淡淡的幽怨在如梦似幻的山水间游走。愚公以一种失智老人的形象出现，拿着一块冻结在冰块中的榔头在山间徘徊。每一个截屏都如此优美和典雅，影片的光线和镜头模拟着黑白老电影的美学风格，整体上散发着丝丝幽情。他们间梦吟般的对话营造出一种民国式的超现实。

　　杨福东的这次对于《愚公移山》的演绎是基于徐悲鸿20世纪40年代的同名水墨作品。在影片的最后所有的人都汇聚到一起，他们脱去原来的服装，穿上和徐悲鸿画上类似的衣服，模仿着画中的动作，甚至还还原了背后的布景、一个道具大象和一头真牛。

▲ 徐悲鸿《愚公移山》

▲ 剧照

　　徐悲鸿的原作《愚公移山》创作于1940年。他用巨大的作品尺幅(1.43x 4.24米)以西方历史和宗教画的方式来演绎水墨。画家构图有意采用横卷，人物顶天立地，左右展现出壮阔的场景。左边一只大象，背上负有大筐。跟大象迎面而过的是一个躯体高大、肩担箩筐的男子。右边是愚公，他银发长须，正在跟邻人京城氏“孀妻”谈话(“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左右是她的两个儿子，一个端着碗正在吃饭，另一个双手搬着簸箕。前面山口几个壮男，源自印度模特的形象，正抡起镢头与钉耙挖山。那个黑面大腹的力士双手高举，张着大嘴，好像能听到他发出的哼哟哼哟的喊声。有的全身倾斜，猛举钉耙，具有雄武之美。背景有运石头的牛车，妇女小孩们也参加了挖山运石的工作。

　　1939年底徐悲鸿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经新加坡、仰光、加尔各达，抵达圣地尼克坦。1940年2月，泰戈尔向甘地引见了徐悲鸿。徐悲鸿为甘地画了肖像，并被这位不屈不挠的民族独立斗士深深感动，于是充满激情地开始创作《愚公移山》草稿与人物写生。据说愚公移山的故事，徐悲鸿已经构思很久，他在为甘地画像时从这位独立的印度灵魂上看见了愚公的形像。此后在印度，他完成了3幅《愚公移山》。在当时抗日的背景下这一主题的象征意义就再明显不过了。除了受到甘地的启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徐悲鸿也希望以自己的画笔为坚强不屈的同胞描绘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形象。中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精神经过艰苦奋斗，必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愚公移山》的故事最早可追溯至大约公元前4世纪左右的春秋末期。它是《列子·汤问》中的一则寓言。今天这个故事之所以家喻户晓，都得益于毛泽东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闭幕会上的讲话。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则故事又作为“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之一在社会上普及，乃至进入中国的语文课本。20世纪60年代，“移山”这一行为成为了国家意志的隐喻。这则神话故事被诠释为一种人定胜天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国家主义工业化建社中，工人身上所体现的不屈不挠、集体主义精神，成为了愚公的化身。

　　这样的精神也同样激励了无数野心勃勃对自然的改造工程，其中特别形象的便是红旗渠。它位于河南省林州市。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的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近十年。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红旗渠总干渠全长70.6公里，从山西石城镇到河南任村镇。它隐喻了一种人力所无法完成的奇迹。

▲ 西西弗斯

　　在给杨福东《愚公移山》画册写的前言中，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把这则中国寓言类比为西方的“西西弗斯寓言”。我却认为，其二者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类似之处，强调坚定不移、不屈不挠的精神，但在本质上却差异显然。西西弗斯是一个渎神者，他在希腊众神间穿梭，为自己创造了夹缝中广阔的生存空间。虽然它最后还是被抛入地狱，诸神罚他将巨石推到山顶。然而，每当他用尽全力，将巨石推近山顶时，巨石就会从他的手中滑落，滚到山底。西西弗只好走下去，重新将巨石向山顶奋力推去，日复一日，陷入了永无止息的苦役之中。法国作家加缪从这则著名的古希腊神话中，发现了人类现实困境的某种象征意义，于是创作了他的名篇《西西弗斯的神话》——“西西弗斯是荒诞英雄。既出于他的激情，也出于他的困苦。”

　　他说：“所谓的荒诞，是指非理性与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 它建立在个体想象和世界真实之间的反差之上。面对多样性的世界人是渺小的，人任何试图理解世界的努力都如同西西弗斯那样是徒劳无功的，但是人的尊严正产生于这样不断的反抗和努力中。庸常的人看不到荒诞，他们的眼睛被遮蔽，因此反抗者在思考荒诞人生时，他哀叹：“唉，我孤立无援”。他抵抗周遭的荒诞之幕时，势必要付出巨大的牺牲，甚至用生命来换取对人之尊严的追求。对于加缪来说，西西弗斯的徒劳无功正是一种对于荒诞的一幕幕战斗——“我反抗，故我存在”。西西弗斯被加缪以存在主义的方式诠释，成为了主体之存在的象征。

　　这让我同时想到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弗鲁姆(Erich Fromm)的《逃避自由》，“安全”(Sicherheit)和“自由”(Freiheit)不可兼得，大多数人都会因为安全而放弃自由，小部分人会选择自由，而他们也必须明白，为了自由进行抗争的代价甚至是付出自己的生命。

　　▲ 荷兰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与其妻子罗丽丹(MarcelineLoridan)从1972年到1974年在中国拍摄的14集纪录片系列《愚公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