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俊：人人都是艺术家 ——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

　　2016年12月21日，国际策展人和艺术史家乔纳斯·斯坦普(Jonas Stampe，丹麦、瑞典双国籍)在新成立的上海美术学院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共同——关于存在的艺术》。他以非常生动的行为表演向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展现了作为一种存在之形式的行为艺术，并以理论和实践向结合的方式讨论了他对于行为艺术的理解。“凤凰艺术”特约撰稿人青年艺术家及艺术评论家姜俊将以这场讲座的格言“人人都是艺术家”为题继续追问，艺术和日常的界限是否在今天已经获得了扬弃。

　　乔纳斯·斯坦普(Jonas Stampe)在这场讲座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议题：人们讨论杜尚作为现成品的《泉》，但在艺术史中却从来没有人认真得讨论过杜尚所虚拟的那个艺术家“RICHARD MUTT”，到底谁才是这个R·Mutt呢?

　　▲ 乔纳斯·斯坦普(Jonas Stampe)在新成立的上海美术学院做讲座《共同——关于存在的艺术》，图为讲座现场。

　　▲  马塞尔·杜尚(Duchamp,1887-1968)

　　▲  杜尚的《泉》

　　▲ 1937年，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提出了一句格言：“人人都是艺术家”(JEDERMENSCH IST EIN KÜNSTLER)

　　乔纳斯·斯坦普从对于“R. Mutt”的追问导向了另一个70年代开启的问题意识，即艺术体制批判。到底什么是艺术品?从杜尚开启的维度来看，如果艺术品是艺术家个人化武断的宣称，那么什么又是艺术家呢?艺术家的身份取决于其行动者是否在艺术体制中可以被辨识，他是否在一种艺术圈的关系网中。而艺术体制就是由艺术生产—消费—再生产所构成的协作系统——艺术家、画廊、美术馆、收藏家、评论家、拍卖行……

　　1967年波伊斯提出了一句格言：“人人都是艺术家”(JEDER MENSCH IST EIN KÜNSTLER)。如果每个人都是艺术家，那将会发生什么呢?那么每个人都有宣称什么是艺术作品的权力，这就构成了对于艺术体制的批判和否定。凭什么艺术的合法性认证必须要艺术体制来掌控，我们为什么要让渡自己对于文化的基本判别权。

　　▲ 2000年，北大朱青生教授提出了：“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

　　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了艺术家，那么每个物品都可以成为艺术品。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局面就此展开，于是就不存在艺术和非艺术之别了。2000年北大朱青生教授敏锐地提出了：“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这说明了什么?如果一切都是艺术品，那么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区分也就被扬弃了。

　　我在上一篇文章《排除(forclusion)下的“主体性偏执”和精神分裂症》中，讨论到了拉康精神分析中的“排除”概念。如果所艺术体制是一种强制威权，它有权确定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那么今天我们正在慢慢地向这种单一性权威告别，从此艺术没有好和坏的绝对区分，而是进入一种“有趣”和“无趣”的主观臆断。每个人都应该在这个文化民主的时代各抒己见，无论你是精英主义的，还是二次元的，一切都被允许，一切都在互为排斥和争相博得眼球中共生共灭。当这个对我有趣时，可能对你就是乏味的。如果艺术判断基于这样的原则，推导到极端上就实现了朱青生所谓的：“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它成为了一种全社会的精神分裂，那么艺术和生活的区分也就被扬弃了。现在我们就在慢慢的接近这个现实。

　　由于讲座所面对的观众是艺术学院的学生，乔纳斯的潜台词无法充分展开，那就是所谓的城市仕绅化(Gentrification)和日常生活的商业渗透。那么什么是“仕绅化”呢?它和艺术有如何的关联呢?

　　仕绅化或绅士化(Gentrification)，又译为中产阶层化、贵族化或缙绅化，是社会发展的其中一个可能现象，指一个旧社区从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到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引致较高收入人士迁入，并取代原有低收入者。德裔英国社会学家卢斯·格拉斯(Ruth Glass)在1964年的文章中首先使用此词，她以伦敦的伊斯林顿为例作了如下描述：

　　“在伦敦，一个又一个的贫苦劳工民区被中产阶级入侵，当那些破落的房舍租约期满后，就摇身变成了高雅而昂贵的大宅……绅士化的过程一旦展开，就只有义无反顾地加速进行;而直至所有原居的劳工阶层居住者都迁出后，整个社区面貌就彻底地改变了。”

　　▲ 上海西岸逐渐形成的文化艺术高雅社区

　　今天的仕绅化(Gentrification)区别与过去，更体现了一种大都市社会经济的结构转型，由于传统老工业城市中心区已经不再符合今天消费和娱乐体验经济的要求，那么更新就成为必然。它是一种城市改造和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

　　政府和大的地产商合作通过文化和艺术项目的植入，反复创造各种文艺事件，艺术展览不断开幕、剧场夜夜笙歌…… 文化提升了整个区块的高尚度，从而吸引高收入人群的汇集或是入住。人的聚集必然导致各种商业可能性的开展，消费的兴起带动区块的激活，地产的商业价值便获得提高，政府税收的回报也非常丰富。

　　无论是在公共空间中导入艺术品，还是美术馆和设计中心的植入计划，或是剧院、剧场的新建，政府和大资本从上至下的整体规划成为了一种对于“生活—文化—资本”的总体再造。在原来区块中中低收入的老居民就如同功能落后的老城区一样必须被置换到城市边缘。很多状况下整个老旧街区被推平、重建，城市区块的历史记忆也随之被抹平，取而代之的是，高档住宅区和写字楼拔地而起，并围绕着艺术文化中心和娱乐消费的综合体，就如同在中世纪那样，所以的住宅都围绕着教堂。虽然有一些新的仕绅化计划利用对老的历史建筑或废弃厂房的改造获得了新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只是利用了原来的建筑实体，而把不适合经济增值的传统生活方式彻底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