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弌：宗教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三组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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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河西走廊安西县锁阳城遗址

　　宗教美术，尤其是中国本土佛教美术研究，因自身跨学科的特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从未曾局限于单纯的美术史学科。无论是传统中国美术史研究中代表性画家与流派对宗教美术画风与样式的渗透，或是西方图像学传统对图像谱系的梳理与考察，又或是近代考古学类型学与年代学对绘塑研究分型、分类、分期、分区研究的影响，诸般学科手段，都体现于近年宗教美术研究中。

　　方法论的丰富，既提供了多层次的手段，也是对学科边界的挑战。宗教美术研究现在主要有两种进路，一是日本式条分缕析的图像风格学(日本学者称“图像学”)，二是佛教考古为代表的考古派路数。〔1〕宫治昭在其代表作《涅槃与弥勒的图像学》中提出：〔2〕

　　以上佛教图像研究的方法，特别是第二、第三种方法，不仅能够认定那些一向被认为是无法解释、无法认定的图像，还可从结构方面，立体地阐明图像世界的整体面目和历史性的传播和发展变化情况。

　　最大的问题出自方法本身。第一种“文本—图像”方法隐含的前提是图像来源于文本，却导致两个问题：首先，文本流传、翻译过程中建立的文本生成序列，是否与同期同区，或者异期异区的图像发展谱系同步?如果不同步，如何确保方法的合法性?其次，隋唐以后，宗教图像，尤其是经变画的发展，其叙事内容依然来源于经典文本/译本，但其叙事方式、视觉空间结构都脱离了早期西传或东传图本的样式，那么，这一方法如何解释图像自我谱系的发展逻辑?该方法的适用性何在?第二种图像细读与比对的方法，强调的是图像系统内外差异性。问题在于，图像细部特征与差异是图像传播、发展、演变的结果，而非原因。作为现象的图像差异，面对研究者时，它提示了问题所在，也包括了可能的线索，但并非答案本身。这种差异，可能是新信仰、新粉本的流入，可能是赞助人需求与趣味的要求，也可能是一时风尚所致。换言之，图像背后蕴含的生成机制，才是解答差异与特征的关键。第三种方法突出将图像置于历史性序列的观察。所谓相对于“共时性”的“通时性”，就是“历时性”。单纯将时代性与地域性作为图像发展的“背景”来考察，未免过于疏阔。

　　风格固然是时代特征的外化，但对风格本身的分析并不能解决宗教图像历史推动力的讨论。后者才是决定图像演进方向的根本。考古学方法也有着类似问题，只是取径不同。

　　所以，现阶段美术史研究的推进，或许仍然需要先回到个案，才有可能反过来更新讨论框架，而非泛泛而谈近乎于标签化的各色方法论。只有落实在个案，方法论才会针对具体情况而因应。当然，从前代学者们的个案研究中(很多学者从未专文论述过自己的研究方法，甚至有意无意间忽略自身方法拓展的可能，比如宿白)，就宗教美术研究而言，仍然可以提炼出以下总的原则：〔3〕

　　1. 图像制作有传统，大传统和小传统;2. 大传统更多地可以看成一种普适性的知识，小传统则是地方性的知识;3. 大传统的形成基于新观念、新语汇两方面的支撑，其传播依赖皇室风尚与名家样式;4. 小传统植根于本地传统，并在与外来传统互动、整合中生成新的传统;5. 个案因为特定的时代背景，可能发展为一个突出的个例，甚至形成一类小传统，但其发端仍然可以追溯至某个大传统;6. 图像的外部规定性在宗教美术中表现尤为突出;7. 外部规定性是否有效，取决于是否对图像制作产生影响(题材选择、样式变化、内容更易)，空泛的历史或政治性解释不足取;8. 回到作为个案的图像传统来讨论，才能在一个相对自治的语境里，有效地分类讨论风格、样式、题材的演变，而非将分类讨论置于图像传统之上。

　　上述八条原则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组主题词，即“大小传统”、“个案”、“外部规定性”。以下分作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