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草书“通神入妙”的利器

　　草书与酒似乎有不解之缘，擅草者往往善饮，甚至既是“草圣”也是“酒仙”。杜甫曾作《饮中八仙歌》， “草圣”张旭就位列其中，他每次大醉以后，呼叫狂奔而后下笔，草书越发奇绝;甚至在大醉之后，“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视之，自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怀素更 是一位狂僧，毫不在乎佛教禁酒戒令，据说每日都要大醉几回。他嗜酒养性，也以狂草畅志，“醉来信手三两行，醒后却书书不得”。

　　张旭、怀素几乎都是在饮酒之后，在精神情绪极度兴奋的状态下，甚至在大醉迷狂之中书兴大发，产生不书不快的创作冲动。他们完全是在一种不计工拙、超越功 利、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中，信笔挥洒，尽情享受着笔情墨趣。这种高速度的、不假思索、落笔即成的即兴创作方式，明显不同于“十日画一山，五日画一水”的国 画，反倒与西方现代艺术精神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而且，早在唐代，人们就已经十分欣赏和津津乐道这种充满“酒神精神”的即兴创作了。

　　善饮豪饮，能用酒来激发草书创作的激情，当然是好事。然而，书法家并非个个都有海量。草书大家黄庭坚就不喝酒，对此他很遗憾，非常羡慕张旭、怀素，认为酒 就是他们写草书“通神入妙”的利器。他在《论书》中说：“余寓居开元寺之怡偲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依酒而通神入 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如醉时书也。”

　　的确，书法家在醉酒之后，便受到狂野、放纵的“酒神”主宰，如脱缰野马驰骋于自我心灵搏击的非理性幻境之中，会赤裸裸地表现自己，创造出属于自己深层意识 的艺术境界。而能与这种心境合拍的唯有草书，它是书法中最自由、最富于创造性和抒情性的书体。草书是张旭、怀素在醉眼朦胧之中，凭着艺术的直觉和心灵之手 画出来的生命的线条;是他们心曲拍动的节奏和旋律。“张癫”和“怀狂”并非贬义，而是指他们有着不同于常俗的“奇势”或“奇怪”之气和鲜明的创作个性。

　　当然，不能鲸汲豪饮甚至滴酒不沾的书法家同样可以写出云烟满纸、神采生动的狂草。毛泽东就不善饮，但他的大草同样精彩。因为创作激情的触媒是多种多样和随 机生发的，观夏云奇峰、听风雨惊涛、遇心情舒畅、得良纸佳笔、遇老友知己等等，都可能激发书法家草书的创作激情。比如黄庭坚就是“坐见江山”而作草，“似 得江山之助”。对于草书家来说，饮酒只是一个触点和媒介，或者说只是一个兴奋剂，而并非是草书的载体。

　　虽说酒是草书“通神入妙”的利器，但饮酒过量，必然反应迟钝，心手不应。醉酒后写草书，那也只能是不重结果，只在过程，写来痛快罢了;真有佳作，那也是偶 然天成。所以，书法家醉酒狂草，与其说是书法创作，不如说是一场表演。当年张旭、贺知章、怀素都有这种饮酒后的“人来疯”病，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而 且人越多越叫好就越来劲。这时人们看的就是他醉酒草书时令人惊叹的表演，而不在乎他写得优劣工拙，反正满纸云烟缭绕，“只见神采，不见字形”，看也看不 懂，就看热闹罢了。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书法毕竟不是表演艺术，无论你是醉酒还是清醒，无论你是用毛笔还是帚把，无论你是倒写反写还是顺写正写，书法创作最 终要看你写出来的作品，并以它来评价优劣高下。草书要行笔流畅，气脉相贯，如惊蛇入草，飞鸟出林;结体要有奇态和纵肆之姿，如夏云奇峰，变化多端;用墨要 干湿浓淡黑，五色纷呈;章法要浑然一体，气韵生动。而这些从本质上说，全赖于书法家内在性情和天赋的才气，再加之他精熟的技艺和学识修养。如果没有这些， 纵然酒量如海，那么也只能是个酒鬼、“酸子”，写出来的草字也只能是如鬼画符，乌糟邋遢、不堪入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