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基永：试论海派与岭南画派的关系

　　提要：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并列为近代三大画派之一，两者之间，画风虽然有差别，却在地域性，同源性上都有相似之处，本文试从历史沿革与其他方面整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当下发展路向的一些探讨。

　　海上画派(又称海派，上海画派等等)与岭南画派，其关系之复杂，远不止地域与画风的差异，其中还牵涉到两个城市之间的历史背景问题，兹分论之。

　　一 上海与广州

　　论者大都注意到，岭南画派与海派，都诞生在近代中国商业化的城市，而且与诞生时期的商业活动频繁有关系，这就必须谈到广州与上海之间的城市地位互相消长的问题。

　　广州作为清代很长时期一口通商的唯一外贸口岸，其金融中心与经济地位，一直不可替代。中国在清代初年，在世界贸易的地位相当于今日的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与中国做生意乃是欧洲很多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广州在乾隆到道光初期，出现大量的富商和依附于外贸产业的商人，外贸链条也养活了大量的中产与下层市民。与此同时，还包括广州周边的佛山，顺德，南海一带也加入到这个链条的生产与城市配套之中来，所以广州的原始积累时期很长且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是唯一他们认识的中国大城市，十八世纪英国人用“The Great City”(伟大之城)来形容广州，是很能代表欧洲人的观感。

　　从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开放五口通商，广州慢慢失去它独有的有利地位，广州的地理位置虽然靠近南洋，却因为这里远离重要城市北京，甚至离中国当时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也有很大距离，所以欧洲商人在其他城市相继开放之后，便将目光投向北方。这时候刚好上海的开埠应运而生，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上海如同成长迅速的弟弟，一下走到兄长广州的面前，并且以骄人的壮大速度位居全国城市之首，取代广州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城市。

　　艺术与文化的产生，离不开其生长的土壤，土壤越肥厚，越能吸引外来人口与文化人聚居，城市文明就此产生。广州在原始积累时期，在行商财富的带动下，曾经有过短暂的文化繁荣，如潘氏，伍氏家族，积累大量的藏品，还刊印各种传播西方文化的书籍，也使广东书画家见到很多原来深藏在北方私人手里的法书名画，但当时交通和信息相对闭塞，文化活动尤其是商业性的书画创作活动并不活跃，因此未能形成书画流派一说。

　　海上画派的兴起，与平定太平军战乱之后，上海的经济复苏有关，江浙一带原本就是文化渊薮，江南文人移居上海，造成了这里文化一度极盛，以赵之谦，任熊，任伯年等为首的“前海派”就在这样条件下诞生，这时期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就是上海能为画家提供成名和卖画的经济保证。

　　笔者留意到，画家的成名，在古代与近代颇有不同方式，在此时期，海派画家的扬名，除了朋友圈之间的互相吹捧之外，很重要的就是当时上海有各种近代报刊，报纸上除了新闻娱乐消息外，还有各种文化资讯，其中就有书画介绍一种。目前所见，宣统三年以前的上海报纸，经常刊载书画家活动和润例的，如最有名的《申报》，从光绪初年开始就一直刊登各种书画家润例，还有光绪末年的《时报》，《新闻报》，《笑林报》等等，都开辟有专栏，供书画家刊登作品和广告，这种扬名的方式，比过去书画家仅靠师友间互相吹捧要快捷和广泛得多，无疑更加受艺术家的欢迎。

　　广州原本是近代报刊业最早开创的地方，这里产生过中国最早的报纸，但广州的媒体，刊登书画润例时间比上海要晚，我们所见比较早的广东媒体如《时事画报》，由高剑父和潘达微等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比《申报》刊载书画润例的同治十三年(1874)晚了整三十年，而这三十年间，上海由画家自己推销的模式，到发展成由中介，即笺扇庄等店铺承办书画订制作品的销售模式已经发展得很完备了。

　　二 岭南派的上海情结

　　由上述史实，我们不难理解到下面发生的一些岭南画家北飘的心理因素。

　　研究岭南画派史者，都喜欢提到高剑父兄弟在民国元年(1912)到上海创办审美书馆，发行《真相画报》一事。陶喻之氏更指出：

　　岭南画派形成后的前二十年，其创业者艺术活动，社交关系与美术创作都集中于上海。高剑父夫妇侨居于虹口北四川路祥顺里等两处住宅，高夫人宋铭黄为当年设于粤人聚居虹口的启秀女中幼稚园保育员，1927年6月2日，《申报》刊登高剑父致印度文豪泰戈尔函，拟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寓所筹办“东方国际美术协会”，甚至高剑父传世唯一描绘上海景物的画作《东战场的烈焰》也是反映其虹口旧居毁于“一二八事变”日军战火的真实历史题材，至此，高剑父才彻底结束上海旅居生涯回归岭南。[陶喻之 《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早期比较论纲》，载《海上潮 岭南风》，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

　　若历史容许假设，则日军不入侵上海，高剑父也许就在虹口继续过着他的艺术家生活，岭南画派的历史甚或会改写。

　　至于岭南派的另一重要人物高奇峰，更加与上海关系密切，除前揭他在民国初年居住上海之外，1933年，高奇峰在上海大华医院病逝，并在中国殡仪馆公祭，出席者有蔡元培，陈树人，叶恭绰，吴铁城等各界政要。[ 《申报》1933年12月8日报道]

　　岭南画派早期倡导者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长期居住与艺术创作地，其原因正如第一节所言，当时的上海，其经济地位在中国各城市之上，又是中国最具有现代化城市的模范，高剑父与高奇峰的日本教育背景，

　　使他们对与日本大城市很接近的上海更有共鸣，并且这里可以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让他们从事各自艺术的推广。

　　其实选择在上海发展的并不止二高一陈，连他们的第二代传人，也经常选择上海作为发展地，如高奇峰的得意女弟子，南海熊氏璧双，耀双，佩双三姐妹于1936年在大新公司四楼西部举行画展，熊氏三姐妹出身富家，都毕业于香港大学，师从高奇峰。这次展览由教育部派往欧美考察教育，出国前特意在上海展览一次，并且引得蔡元培先生到场致贺，并与熊氏三姐妹合影留念。[ 《申报》1936年10月15日报道]可见在老师的影响下，岭南派第二代仍有浓厚的上海情结。

　　三 岭南派与海派的异同

　　岭南画派与海派的相同之处，论者已经多有阐述，例如两者作品中的生活趣味相同，这与彼此之间要适应市民审美有关，又如两者之间都受到外来元素，尤其是日本美术影响，也是很多论者关注的重点。

　　笔者认为，岭南派之所以异于海派，最重要的一点，是岭南派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门户之见浓厚的流派，不管其倡导者是如何地以“革命”艺术家自居，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