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专栏】杨小彦：历史的“蝴蝶效应”

杨小彦

　　百节虫般

　　历史学家黄仁宇读《史迪威文件》时，读到史迪威说他曾经在中国内地某处看到有上百号人如百节虫般去拖一节火车厢，感慨说，中国人之伟岸于此可见，这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黄仁宇提醒我们说，史迪威对中国的观察，除这以外，还叠加着一个严厉斥责国民政府贪污腐败、人浮于事的方面。黄仁宇说，如果史将军愿意深入到细节中去，了解这些个如百节虫般拖车的人的真相，就会惊异地发现，他们都是强迫拉来做苦力的民工，其背后真相，按照西方写历史要到个人的传统，肯定令人悲伤。黄仁宇进一步说，即使如百节虫般的民众，要动员他们起来英勇抗战，在中国固有之社会体系中，本来就是一件万难的事。查考元明清三代并远至南北宋，都不曾有过全民动员的念头与行动。可是，动员中国却成为晚清以降最为重大的社会事件，否则，那里会有百节虫般蠕动的民众的艰辛参与!黄仁宇的意思是，难道可以把一个政府的动员和百节虫般蠕动的民众脱离开来看吗?

　　历史学家质问得有理，但史将军的正义感也无从指责，历史的吊诡尽在这一言说中尽显本性，让后来者无语。我读美国历史学家孔飞令的《叫魂》，他最后不忘交待乾隆盛世时因“叫魂”冤狱而备受折磨的每一个人犯的不幸下场，曾掩卷沉思：为什么我们的历史，除了帝王将相，不曾有过具体个人的真实记录?后再读同为美国历史学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他从康熙年间山东一县府的文献中所记载的一位姓王的无名妇女的悲惨遭遇检索起，试图还原那个年代中国民间的真实生活情态和思想方式，也让我难以忘怀，因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少有从一位无名妇女开始撰写伟大的历史，笔触深入底层，揭示曾经有过、却被人有意遗忘的细节。要知道，“叫魂”中的人犯和不幸的王氏，都是如百节虫般的民众的一员。

　　看来，我们从来都不缺百节虫般的民众，却丢失了其中的个体，并遗漏了大量的细节。

　　历史的“蝴蝶效应”

　　微小起因，重大结果。意思是说，广州从化一只蝴蝶摆动翅膀，可能会引发北极寒流方向的改变。这不是危言耸听。近期物理学家发现引力波的存在，不仅证实了半个世纪前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所做出的预言，而且，曾经的幻想，甚至是胡想，比如人可以穿墙而过，时光穿梭机可以把我们带回古代，就有可能变成现实。

　　黄仁宇说，战时如百节虫般蠕动的民众，和其时政府的有效动员密不可分，史迪威只看到民众的坚忍，没看到组织的力量，只看到普通人的顺从，无视行动背后的强权逻辑，显然是一种偏见。黄仁宇志在提醒我们，历史不是伦理，所以不能从伦理角度去解读。按他的说法，历史的发展，应该符合恩格斯的教导，是由恶势力所造成的，而不是善的力量的结果。行善者可以获取名声，但推动历史进步的，却很有可能是十恶不赦的流氓。史书记载，蒙元扩展疆域，使东西方有了实质的交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尝试。可是，蒙古人的残暴，统一天下时灭绝人性的屠城，似乎少有人提及。今天，成吉思汗是中蒙两国都公认的“英雄”，受到顶礼膜拜的香火供奉。可又有谁会去认真计算他的杀人数量?一计算就不得了，吓死文明世界的伦理准则。

卡梅隆夫人摄影

　　看来，历史发展也有自身的“蝴蝶效应”。事后编撰者喜欢描述历史的必然性，以为事件环环相扣，有明确的前后关系。一般而言这是不错的，但是，一旦深入细节，有时就会讶然。波普尔认为，西方音乐的和音，可能起源于中世纪唱诗班的演唱者中那些唱歌走调的人，是聪明的指挥者意识到，走调可以发展成为一种和声。波普尔说，和声理论可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同理，十九世纪中叶家庭妇女卡梅隆夫人用她女儿赠送的相机为前来家里拜访其先生的朋友拍照，实践中她发现，因为那个年代底片的感光度偏低，快门速度受到严重限制，无法既拍出对象生动的表情，又保持明晰的对焦。在清晰度和生动的表情之间，卡梅隆夫人毅然选择了后者。结果，一种后来称之为“模糊摄影”的经典语言就这样发展起来了，从而改写了摄影的历史。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生宣，本来应该是一种半成品，涂上明矾才能成为适应工笔细画的熟宣，但明中叶的徐渭却以生宣为基底发展出一种大写意的画法，使生宣的渗水效果成为那个年代的典型风格，风尚所及，让写意成为后来的潮流，成为水墨画表达的主要语言，结果是，生宣也就顺理成章地由半成品上升为成品。

　　所以，不要小瞧你我今天所碰到的每一件琐事，可能，某一重大结果正在其中酝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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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彦简介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艺术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