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闻与费正清之关联

　　一

　　费正清的论证有个观点值得注意，首先是3世纪到5世纪，这个时候，中国和罗马帝国一样都是受到蛮族入侵，在中国叫作五胡乱华。但是罗马帝国此后就一蹶不振，而中国在5世纪建立的唐朝则完全复制了秦汉帝制。究其原因除了是中国有比罗马更深的帝制传统(董仲舒建立的天命说)，其他更重要的当然还包括汉字的原因。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所以掌握比较困难，很难与胡人的语言混用通用，因此文字的原因使得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强的同化能力。任何蛮族进来都需要用掌握汉语的人来进行行政工作。同时由于中国是精耕农业，人口增长很快，任何异族都很快融合在“人海般的汉族人口”中了。而无论是在《心印》还是在《超越再现》中，方闻都将文字-书法作为中国美术非常不同于别的文化的一个特点。方闻认为中国画的本质特性在于书写性。而书写性在费正清处也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地位的区分。汉字的特性造就了东亚国家特殊的文盲率，也造就文化超稳定性。按照费正清的设想，中国字同义同形不同音，如果中国字如拉丁文字，否则中国早就如西欧一样分裂了。

　　方闻的《心印》和《超越再现》都画了大量的时间在谈论书法于绘画的问题。方闻的最大贡献在于将中国笔墨于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形式结构连接在一起。现代的中国艺术史始于美国的高居瀚这类学者的推动。对于诞生于沃尔夫林的形式分析逻辑而言，笔墨或多或或少被当作了一个“玄学”概念。而方闻则是在心印中试图用形式分析的方法来阐释中国画的空间结构，从而形成对于传统“三远”空间极其画论的形式主义解读并试图树立鉴定标准。而在《超越再现》中，他则是开始将诗书画的结合作为一个主线。如果说《心印》还有削足适履来适应西方中心主义的话，那么《超越再现》则更加偏重东方的解读。方闻反复提到书法性用笔，书法性结构等等。书法用笔当然是著名的“石如飞白木如籀”之类的东西。而书法性的结构，他创造性的用篆书的“树”字来比较元画中树型。同时方闻的书法性结构，还包括元人开始想临摹碑帖一样将古代时期的范宽样式，董巨样式、李郭样式等等提炼成程式化的东西，通过配合不同的公式来表达自我。而这些13-15世纪样式研究成为了中国最早形式试验。(这个时间又和文艺复兴重合，而语言则和样式主义以及强调综合感官的巴洛克时期)

　　而福柯认为，从描述类似(representation of resemblance)到表意性语言(language of signification)是现代化的基本转变。这个方闻所说的中国画的模拟性表现(mimetic representation) 到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在元代的转变而一致。但是如石守谦作指出的那样，经过同样是这个转变，在西方就走向了抽象绘画，而中国却没有。我想(或者方闻也安石出)书法本身在明清以来实际上担当或分流了抽象的语言试验。而书法的写作和欣赏也如抽象画一样成文人圈(文化精英)的入门券。而这个又印证了费正清的观点!

　　二

　　在阅读方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费正清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方闻的分期有着明显的关联关系。

　　总的说来，费正清将中国分为三个帝国：第一帝国(秦汉)，第二帝国(隋到盛唐)以及第三帝国(中唐，宋到清)。这个分期中，最为富有创造性的是他跳出朝代循环论将唐代一分为二。我理解其依据如下：早唐和盛唐和隋一样其实是北朝政权的延续。陈寅恪曾在唐代政治史略稿开头就写道“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常”。安史之乱本是一次例行的外族入侵，虽然没有终结李唐王朝的统治，却是改变了唐乃至中国的统治格局。

　　这些变化1)首先是政治权力通过安史之乱以及两税法，开始从功臣士族(北朝政治主流)转移到地主阶层手上。这一变化和科举制度在唐朝的完善，导致了官僚制度的全面胜利，从而削弱了世袭的军事化帝国制度，而变成了文人治国。2)从文化上说，从韩愈开始，新儒家开始萌芽。而也是弃佛返儒的开始。受佛教影响的儒家已经不同与以前，而这个传统在宋致于完整，而到明又有一变。3)经过南朝，从唐代开始南方成为经济主要区域。于是这个区域的人开始掌握文化生产的权力。而随着两税法的事实，很多地主不一定要生活在乡村，因此转向城市生活成为缙绅，而中国文化的中心开始有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导致了知识分子文化(文人文化)的发生!

　　方闻《超越再现》副标题是“8到14世纪中国书画”，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潜在分期依据应该是来自于费正清。而8世纪和以前的区别也在方闻弟子石守谦的论证中有所显现。他在《风格与世变》中谈到后人对杜甫说韩干“干惟画肉不画骨”误解，反映出北朝以来“感神通灵”的观点衰落，而这个衰落其实是和以王维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趣味取代职业画家的开始。而8世纪以后画论的主要人物其实往往是安史之乱之后没落的士族子弟。

　　费正清将8世纪看作是古典时期到前现代时期的转折(有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意思)。在方闻的系统中，虽然他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单纯的古典时期(但是有各朝不间断的古典运动)，但是他其实继承了费正清对于这个“前现代时期”的划分。所以在《超越再现》中，首先从周文矩世俗题材开始论证。与此同时，他把中国书画在这一段时间的历史理解为一段二元论的历史，即将诗书作为文人专利，并以此不断冲击8世纪到14世纪的再现表现，以致与最后中国书画最终超越再现通过诗书画结合的自我表现，从而达致“前现代”时期。而原来的再现风格保留在明清的院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