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与政治

　　阿达利著，宋素凤、翁桂堂译

　　选自《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不是色彩和形式，而是声音和对它们的编排塑成了社会。与噪音同生的是混乱和与之相对的世界。与音乐同生的是权力以及与它相对的颠覆。在噪音里我们可读出生命的符码、人际关系。喧嚣、旋律、不和谐、和谐;当人以特殊工具塑成噪音，当噪音入侵人类的时间，当噪音变成声音之时，它成为目的与权势之源，也是梦想——音乐——之源。它是美学渐进合理化的核心，也是残留的非理性的庇护所;它是权力的工具和娱乐的形式。

　　符码对语言、身体、工具、物体和他人同自己、自我关系的原始声音，加以分析、标明、抑制、训练、压抑和疏导，其脉络到处可见。

　　从这个观点来看，所有音乐与任何声音的编制都是创造或强化一个团体、一个集体的工具，将一个权力中心与其附属物连结起来。更广泛地说，它是权力——不论何种形式——的附属物。因此，今天不拘何种权力理论，都必须涵盖对噪音的确定地点与它落实于形式的探讨。在鸟类中噪音是用来标示地域疆界的工具，它从一开始就刻印在权力的甲胄上。噪音就相当于是一个空间的话语，指出一个地域的范围，教导人如何使自己听闻于人，如何从它身上汲取养分以存活。由于噪音是权力的根源，它总是让当权者听它听得入迷。在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一篇不凡却不见得出名的文章里，他详细描绘了理想的政治体制——“神奇的宫殿”(Palais desmerveilles)，在这部和谐的机器中，展示了历来所有的科技、权力的工具：

　　这些建筑的构造要能使屋予的主人借由镜子或管道，神不知鬼不觉地看到屋里一切的交谈。这对于一个国家是最重要的，就像是一个政治告解亭。

　　窃听、审查、记录和监督，都是权力的武器。窃听、整顿、传送和记录噪音的技术是这机械的核心所在。这种冻结的语言(Paroles Gelees)、摩西十诫(Tables de la Loi)、存录的噪音以及窃听的符号体系是政治科学家的美梦、当权者的奇想。去听、去记下来——这是诠释和掌控历史、操纵一个民族的文化以及导引(canaliser)它的暴力和希望的能力。我们之中谁不是这么想：这种窃听掌控的方法已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将现时代的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专权的噪音发布器，而同时也是一个普遍化的窃听装置。窃听什么?又是想把谁弄得噤声不语呢?

　　极权主义理论者给了我们再清楚不过的答案，他们异口同声地辩称查禁颠覆性的噪音是必需的，因为它代表对文化自主的要求、对差异与边缘游离的支持：这种对维护音乐主调、主旋律的关切，对新的语言、符号或工具的不信任，对异于常态者的摈斥，存在于所有类似的政权中。它们直指文化压制与噪音掌控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举个例子：日丹诺夫(Andrei Aleksandrovich Zhdanov)在1948年的一篇演说中，谈及音乐作为一项政治压制工具，必须是安详、令人心安平静的，而至今这理论尚未被全然推翻。他说：

　　的确，在苏维埃的音乐中，我们面对两股表面看不出来，骨子里却尖锐斗争的趋势。一种代表苏维埃健康的、进步的音乐原则，根植于对古典传承——特别是俄罗斯音乐学派的传统——崇伟角色的认同;它的根本是将崇高的思想内容、写实主义的现实，以及深厚有机的关系与人民相结合——结合在高度专业的艺术技能之下。另一股趋势是异于苏维埃艺术的形式主义，它的特点是在追求新奇的假象下弃绝古典的传承，拒斥音乐大众化的特质，拒绝服务民众，为的只是满足一小撮美学精英分子对高度个人主义情绪上的需求……。苏维埃作曲家面临两种极要紧的任务，其大者是发展，使苏维埃音乐臻于完美。其次是保护苏维埃音乐，免于受小资产阶级颓废因子的渗透。我们不要忘记苏联是普世音乐文化的守护者，就像在其他领域，它是人类文明与文化中，对抗小资产阶级颓废之风与文化解体的中流砥柱……。因此，苏维埃作曲家不只要有敏锐的音乐之耳，也要有敏锐的政治之耳。你们的任务是去证明苏维埃音乐的优越性，去创造伟大的苏维埃音乐。

　　日丹诺夫的言论策略性和斗争性十足：音乐必须是对抗差异的堡垒，所以，它必须是强势的，而且是受保护的。

　　我们在国家社会主义理论者身上发现了同样的关切、同样的策略和语汇。例如史德格(Fritz Stege)曾说：

　　如果黑人爵士乐被禁，如果人民的敌人谱出缺乏灵魂与感情的知性音乐，而在德国找不到听众，那么这些决定就不能说是专断的……如果德国美学的演进走了战后年代的路线，结果将会怎样?人民将丧失与艺术接触的机会，变成精神上失根的一群，尤其是当他们发现无法从堕落与知性的音乐——这种音乐只适于供人阅读，不适合倾听——中找寻满足的时候。人民与艺术之间的渠沟将成为不可跨越的深渊，剧院与音乐厅将空荡无人，与人民灵魂对立而自以为仍然能够掌握他们自己奇想的作曲家，将成为他们自己唯一的观众。

　　在议会民主制度下的工业化社会，其经济与政治变迁也导引当权者去围制艺术和投资于艺术——而且不像在独裁政权里，其控制并不一定需要有合理的解释。对信息传播的独占、对噪音的控制、将他人的沉默无声规范于制度下，都是确保权力长久的条件。在这种社会，这种对噪音的疏导有着新的较不激烈、而较微妙的形式：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取代了审查法规。音乐与音乐家与其他东西一样，本质上变成了消费物品、颠覆的回收再生器具或无意义的噪音。

　　今天传播音乐的技巧助长了窃听与社会监视制度的形成。慕札克(Muzak)——专门贩卖规格化音乐产品的美国公司——自我标榜是“70年代的安全系统”，因为它容许借由音乐流通的渠道来发布命令。规格化、刻板化的音乐，是伴随而且限制日常生活的独白，而事实上再没有人有发言的余地。除了一些被剥削者仍能用音乐喊出他们的苦难以及对绝对与自由的梦想以外，今天所谓的音乐常常不过是权力独白的伪装。然而，最有讽刺意义的是，从来没有音乐家像今天那样努力试图与听众沟通，而所谓的沟通也从未如此自欺欺人过。音乐现在看起来不过是音乐家用来自我膨胀的一个拙劣的借口罢了，或者只是为了一个新的工业部门的成长作嫁衣罢了。不过，对知识与社会关系而言，音乐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