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力行：“基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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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艺术家基弗本人发表拒绝参加“基弗在中国”展的声明，而掀动了整个艺术圈。如今，独立评论人、浙江大学哲学系硕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印第安那波利斯分校哲学系硕士陶力行认为，本次事件也许并没有人们脑海中想象的那么惊心动魄，其原因在于最原始资料——基弗本人的声明信在翻译上出现了极大错误。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近日举办了一场有关德国艺术家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的作品展。然而，就在展览开幕前两日，艺术家本人发表了一份声明，明确表示自己不支持这场展览并希望展览能被取消。不过，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并没有就此取消展览，展览最终如期开幕。基弗的声明使得这场展览的合法性遭到了极大质疑，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也因此被推进了公共舆论的旋涡。

　　事件爆发之后，各方积极站位，表明立场。有些人一面倒地站在艺术家这边，指责美术馆侵害了艺术家的意志与利益，有些人则一面倒地站在美术馆这边，指责艺术家干涉美术馆的独立运营。基弗觉得自己是这场展览的受害者，他形容自己像是遭到了“强奸”，因为一场“以他为名”的展览并没有获得他本人的许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或许也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因为这场展览在程序上完全符合法律——无论是德国的法律，还是中国的法律。

　　争议撕裂了因这场展览——或因艺术家作品及名声——而形成的非正式共同体，一个包含了艺术家、评论人、策展人、公共美术馆、画廊、观众、藏家、资本家等参与者的共同体。

　　我在这里并不想再大费周章去争论谁对谁错，因为那样没有意义。无论我们花费多少时间——有用的或没用的时间——下去，都无法让大家回到理性层面以达成某种意义上的伦理共识。在事实的模糊区域(borderline case)做是非判断永不可能平息争议。但是，这并不是说，有关这场事件的争论已经穷尽。

　　我想通过探讨争议的根源，引出有关话语权力——一种广义的“权力”——的哲学思考。

　　事件回顾

　　为了讨论有意义，我不得不重新梳理一下这场事件。

　　当我回顾现有公开资料时，我发现不少评论者们——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犯了一些基本的错误，他们甚至在未弄清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就妄下判断。他们的喋喋不休多是建立在“基弗要求中央美院取消《基弗在中国》”这一事实认定之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基弗本人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

　　这些评论人之所以提到“要求”，是因为他们的评论仅仅建立在基弗授权雅昌发表的中文版申明上，但不幸的是，雅昌的翻译有严重问题(我通过有限的网络搜索，目前只在“艺术新闻中文版”发布的一篇名为《塞姆·基弗反对’安塞姆·基弗在中国’，展览方确认仍将如期开展”》的文章中，看到了更正的翻译)。我估计这些评论者连英文原文都没有仔细读过——他们也可能读过，只是因为英文不好，所以没有读出差异。

　　事实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推论或探讨。

　　第一，两篇声明口吻迥异。英文版中，基弗口吻并不强硬，甚至有点柔软，文字透露出的是艺术家的遗憾，但是在中文版中，基弗的口吻变得很坚硬，文字中甚至透露出了某种程度的愤怒。口吻的差异并非基弗造成，但是错误的翻译则刺激了部分评论人和公众的情绪。

　　第二，基弗从头到尾都没有“要求”取消展览，而是“请求”取消展览，他用的英文词是request，而非require。自查一下英文字典就能意识到两词的明显区别，request带有询求之意，但是require带有命令之意。基弗也从来没有“反对”这场展览，而是说”无法以任何方式支持”这场展览，他没有用object之类的词，而是说“cannot support…in any way”。基弗之所以这样用词，我推测，是因为基弗自己也意识到，这场展览本身是合法的，且和他没有直接关系。同时，我们也可以做出判断，认为基弗是在干涉展览的观点站不住脚，基弗只是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和表明自己的态度。

　　第三，基弗对这场展览表示遗憾，但是中英文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完全不一样。读英文版，我们会觉得基弗之所以遗憾，是因为这场关于他作品的展览没有向他“咨询”，这场展览“不牵涉我的同意”。咨询一词，基弗用的是consult一词，而“不牵涉我的同意”一词，他用的则是without my involvement of consent。但是，中文版却将它们简单地翻译成“征询”和“没有同意”。“咨询”和“不牵涉我的同意”并不假定向基弗咨询的行为以及获得基弗的同意是必要的，但是“征询”和“没有同意”则假定这场展览的举办前提是要获得基弗的同意。指责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评论家则不加区分，选择站队先于理清事实，认为获得基弗的同意是展览的必要前提。但事实上，连基弗本人也没有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