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社会的碰撞——艺术史研究的重要面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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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研究中，将艺术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或者从社会环境来研究艺术，都是将“艺术与社会”/“文本与现实”/“内与外”联接起来进行研究的方式。前者可以称为“艺术社会学”，后者则属于“艺术社会史”。无论哪一个，都是艺术学研究的重要面向。正如艺术史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tt)和夏洛蒂·克朗克(Charlotte Klonk)如言，从社会角度、利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艺术史，即艺术社会史，很可能是当今艺术史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

　　可惜的是，长久以来，中国学界对作为重要艺术史研究方法的“艺术社会史”的了解，还局限于豪泽尔的著作(1987年便被译成中文)，而实际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艺术社会史方法早就更新换代。以豪泽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在迈耶·夏皮罗的引领下，在T.J.克拉克的开拓下完成了范式转换，其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社会史模式，也吸收了图像学、精神分析和符号学等资源，奉献了许多卓越成果，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面貌，蔚为壮观。

　　《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的执行主编沈语冰教授早在第一次选择翻译书目的时候，就已经把准了国内艺术研究界在知识更新、理论引进和方法吸纳上的脉——滞后，狭窄，贫瘠。就算是与我国1949年后的政治文化氛围具有某种亲缘性的艺术社会史，也是一样。面对这种状况，除了以精准的眼光和扎实的翻译，把重要文献摆在中国读者面前，还有什么别的捷径可以补上这一课吗?基于此，《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所遴选的翻译著作，都是近几十年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卓越之作。其中，迈耶·夏皮罗、T. J. 克拉克、迈克尔·莱杰、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和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的作品，都与艺术-社会的接合相关，都是艺术社会史研究或相关研究的经典之作，而且，它们之间还具有顺承甚至师承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收齐了这几本译著，那么，艺术社会史研究的分类界别、现代发展和范式更新状况，便可囊括手中了!

　　迈耶·夏皮罗：卓越的启发

　　艺术社会史在19世纪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社会学在德语学术界的异军突起和强烈冲击，尤其是马克思和韦伯等学者的重要理论，影响巨大。在实证社会学、诠释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影响下，艺术社会史研究大致形成了两条路线：一类采用德国的实证社会学方法，力图通过艺术所赖以产生的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艺术的本质及其发展、演变;另一类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或方法，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等角度来解释艺术的发展及其风格的演变。无论社会学方法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都不再局限于艺术的“内部”研究，而日益注重将艺术与其外部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的历史，从20世纪初期开始至今，经历了形成、发展、压抑、调整和复兴的阶段，经历了从传统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到新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的更新换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以20世纪早中叶的中欧艺术史家为代表，如阿尔弗雷德·冯·马丁(Alfred von Martin)，马克斯﹒拉斐尔(Max Raphael)、弗雷德里克﹒安塔尔(1887-1954) 和阿诺德﹒豪泽尔(1892-1978)。

迈耶·夏皮罗  被誉为“美国艺术史之父”

　　其中影响最深远和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豪泽尔。英国著名艺术史家、瓦尔堡学派的传人恩斯特·汉斯·贡布里希(Ernst Hans Gombrich)对豪泽尔《艺术社会史》一书的批判，已经成为艺术史的经典文献，至今仍影响着艺术社会史的走向。在这篇严厉的书评中，贡布里希指责豪泽尔的巨著并没有关心社会存在中微小的细节，实质上是“变化着的艺术表达趋势和模式所反映的西方世界的社会史”;他还批评此书中笼统粗陋、强拉硬扯的“历史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艺术风格”的“唯物史观”，以及对风格变化的忽视和武断。贡氏的批判是切中肯綮的，而随着冷战政治气候的氛围，在西欧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在艺术史研究中几乎销声匿迹。

　　当我们回顾这个静默的年代时会发现，有一位美国学者几乎单枪匹马地在他对艺术和社会的分析中实践着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范例形式。这位学者便是对美国艺术史界产生深远影响、地位崇高、被誉为“美国艺术史之父”的迈耶·夏皮罗。大卫·克雷文(David Craven)说，夏皮罗的作品被认为是对三位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安塔尔、豪泽尔和拉斐尔)以及相关的唯物主义艺术分析的划时代之作的一种扩展和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