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专栏】王小箭：邵大箴先生与85时期的《美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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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7日，《八十年代——一个艺术与理想交融的时代》新书发布暨学术交流会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这本图书由杨卫与李迪主编，集结了26位作者均是见证过八十年代现代艺术运动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以个人叙事的角度回望历史，结合300张八十年代的老照片，共同呈现出一个史料丰满而又充满感性色彩的八十年代。本文作者为王小箭，为雅昌专栏收录的《八十年代》一书中的第二十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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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箭：从何溶到邵大箴 我所经历的《美术》杂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美术》是中国大陆美术类期刊中唯一关注美术创作与理论问题权威杂志，有美术界的《红旗》杂志之称。到了八十年代末，仍不失为权威期刊，虽然有“两刊一报”(《江苏画刊》、《美术思潮》、《中国美术报》)以及《画家》的出现。这十年的《美术》(1979-1989)，对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起步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先后经历了何溶和邵大箴两位主编，我是当代艺术圈唯一经历过这两位主编的编辑。

　　我已经写过何溶时期的《美术》杂志，还做过一个讲述这段经历的网络视频。这次，杨卫要我为他和李迪编辑的文集写一篇关于《美术》杂志的文章，我就补上邵大箴时期，然后再补个视频，也算了结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何溶被撤职后，他任用的三个责编，两个相继离开，激进栗宪庭去了创刊中的《中国美术报》，介于激进和稳健之间的张世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去了北京画院，剩下的一个，稳健派夏硕奇，在邵大箴到任之后升为编辑部主任，不再担任责编，责编由高名潞、唐庆年和我担任。我是从编辑提升的，高名潞和唐庆年是新调来的，高名潞和我同年报考文研院美研所，他是中美史方向，我是西美史方向，他考上了，我没考上，没想到三年后重逢在《美术》。唐庆年是工艺美院应届本科毕业生，在校时好像担任过学生会主席，还入了党，父亲唐达成是文联高官。高名潞不但是党员，还有在内蒙牧区插队时舍生救生产队畜群的个人英雄事迹。只有我一个是的“政治面目”是“群众”，加上我自由散漫的性格，所以三人中排名最后，这当然是编辑部内部的事情。

邵大箴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邵大箴先生，读过他很多评介西方现代艺术的文章，前些天还把我收藏的一篇他在81年发表在《光明日报》的评介德国表现主义的文章发到微博。在当时，了解西方现代艺术主要是通过邵先生的文章，所以，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他的确是现代艺术的启蒙者和学术权威，甚至对我理解法国现代文学都有间接作用。当时一位刚从法国进修回来的老师给我们上法国现代文学课，事先预习了的同学都听得云里雾里，面对老师的问题个个目瞪口呆，我准备考西美史研究生，课外时间基本上都花在这方面了，没时间预习课文，但凭着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理解，十有八九会蒙对，同学们觉得我神了，我也觉得自己神了。其实哪能神了，触类旁通而已。

　　邵先生出任《美术》杂志主编的时候应当是五十出头，性格爽朗，办事果决，严肃认真和哈哈大笑之间随时穿越。只要是工作或学术上的事情，他通常是锁眉倾听，听清楚对方的意思之后，如果他觉得应当认真对待，就严肃回答，如果觉得不必多虑或者是低级错误，马上好好大笑，一句打住。批评人，也是这两种态度和表情。比如，我当选作品比较犹豫，比其他编辑都慢，他就没事就来一句：“哈哈，王小箭不会看画”，我从美国回来，约上几个在他手下当过编辑的朋友去看望他，他还“哈哈，王小箭不会看画”。还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批评苏州园林雕塑与苏州园林的文化属性冲突的文章，让他过目，他大概扫了一眼，当即同意发表，跟着就“哈哈，小箭写文章还挺酸呀”。我只上过中小学作文课，大学上的是法文写作，国学和中文写作都是我自己恶补的，好不容易在主编面前展示一次，结果挨了当头一棒。从此以后，我严守央美科学严谨，有啥把啥说清楚，绝不不炫耀知识和文采。

　　对我的严肃批评，我记得最深的是我在迟柯先生的稿件边上写批评意见，排版时被排到了文章中，出版后才发现，估计是把作者热火了，亲自质问邵先生。那篇文章是迟柯先生访日归来写的，里面写了很多感谢日方接待的话，文章直接寄给邵先生，邵先生信任我才把文章交给我初阅，结果我重视过度，正常情况只把意见写在稿签上，我为了表示我是字斟句酌看得，就在我认为有问题的语句旁边用尖刻的言辞指出问题所在，被纳入到文章中，就成了作者表示感谢的语句后面直接跟着“露骨的献媚”，成了自打耳光。而且，这种表示感激的文章，出版后要给日方看的，这下没法给了。这个祸的确惹大了，邵先生怎么向作者和读者交代!轮到我肯定开骂了，但责任却不全在我，邵先生只好非常严肃并语重心长地批评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