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导言

　　柯律格著，高昕丹、陈恒译

　　选自《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这并不仅仅是一本谈论物品(things)的书，它所关注的是中国明代(1368一1644)后期人们看待物品的一些方式。不过，本书确实源自著者在任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远东部主任期间接触馆藏实物的经历。正是在不断研究这些实物的过程中，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些成书于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文本，我最早将它们解读为鉴赏文献。这类文本构成了本书主要的原始资料。令人着迷的是，从那时流传至今的手工艺品与文献中对物品的描述非常“贴切”，这些描述往往文辞典雅，从不刻意晦涩。事实上，这种“贴切”的感觉是如此迷人，以至于刚开始时会掩蔽晚明所创造出的一套专门的有关物品的话语那更为广阔的内涵。这类文本，诸如《遵生八笺》和《长物志》，已经被过多地释读用于解说存世文物，主要是绘画，也包括陶瓷品、玉雕和金属雕刻等;而忽略了它们所涵盖的物质文化中较易消损的方面。这类文本普遍地被运用于实证主义的框架之内，这一直被视为博物馆呈现往昔的主要不足之一。

　　然而，“物品”最近已被认定相当重要，不能仅仅归博物馆策展人所专有，它越来越多地吸引了从事广义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的注意。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巴伦·伊舍伍德(Baron Isherwood)的著作，尤其是他们合著的《商品的世界》(The World of Goods)一书，向广大读者介绍了将商品体系视为一种象征语言的概念——一种发送和接收关于社会和置身其间的个人地位的信息的方式。钱德拉·慕克吉(Chandra Mukerji)则寻求解释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观的发展，在其著作《源自偶像》(From Graven Images)中，亦对物质文化所起的作用做了宽泛的肯定。她写道：“物为观念的载体……由于它们在被生产出来之后长期存在于物质世界，从而有助于形成外在于观念的自主力量……正是这种物质的和象征的双重限制，赋予物质文化以一种影响人类行动的特殊力量。”通过聚焦特定的历史境遇，理查德·戈德思韦特(Richard Goldthwaite)提出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物之帝国”的概念，将新型的消费模式与产生新的、更为复杂的社会认同的方式相联系，并且假设这一时期开始有了一些后来构成现代世界观基础的消费习惯。西蒙·沙马(Simon Schama)则带来一些关于尼德兰“黄金时代”的相同观念，其阐释再次在消费者与消费品之间建立关联，即广泛的变化模式中的一种推动力。

　　慕克吉、戈德思韦特和沙马将物质文化视为社会变化的仪器与表征，其观念与美同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各种著作中的某些观点相契合。这门年轻的学科，其主要成员有朱尔斯·普劳恩(Jules Prown)和亨利·葛兰西(Henry Glassie)，对当今美国和英国的博物馆实践有着相当的影响。新近出版的一本这类著作的选集，其导言明确表明当今历史学家们对“物质生活”的关注源自于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著作。然而，众多批评家已认识到这一学派所存在的一个弱点，即它倾向于认为：赋予物质文化中的物件的意义，在产品生产时就毫无疑义地固定下来了。就在最近，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和伊格尔·科佩托夫(Igor Kopytoff)的观点似乎为物质文化(博物馆策展人或考古学家的领域)及其“情境”(历史学家的领域)之间历史上割裂开来的对话，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阿帕杜莱写道：“即使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人类参与者将物进行编码，加入意义，但从‘方法论’的观点看，是运动中的物(things-in-motion)阐明了其社会的和人类的情境。”。与此同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n)的著作，以其精熟的理论和严格的方法，强调要密切关注特定情境中文化实践的确切形式。它们并非任意的选择。

　　迄今为止，大部分有关“消费问题”的理论著作，都是基于欧美传统历史研究的经验基础。因此，本书有两个目标：一是希望引起中国历史学家的重视，使他们更严肃地思考物质文化研究所提出的观点。每个明代士绅阶层的成员均做出消费选择，例如关于服饰或家具。因此，试图去发现是什么东西在影响这些选择，应当是一种合乎情理的考虑。二是希望使西方传统学者们意识到中国物品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有时呈现出与早期现代欧洲相似的引人注目的现代之前兆。在“一个消费世界的诞生”成为“西方兴起”的新解释之前，我们有必要从事这一研究。

　　我在讲授由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和皇家艺术学院共同开设的设计史研究生课程中，初次涉猎了有关消费问题的西方文献。该课程的主持人查尔斯·索马里兹·史密斯(Charles Saumarez Smith)及其学生成为我最好的老师。这一课程的目的之一即是检视设计史的知识(一般以19世纪中叶为起点)在多大程度上对为数众多的前现代生产的物品来说是有效的，这些产品现在已为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收藏，并且也是以艺术市场为中心的鉴赏讨论的主要对象。“新艺术史”宣称要为研究这些材料提供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经由其后继者经营数年，结果却依然不尽如人意。主要由于最近的大部分著作尽管声言要全然摒弃正典的整套概念，但却仍然与它们所欲取代的那些著作一样，在围绕着相同类型的艺术实践展开论述。因此，我在本书中试图找到讨论晚明中国奢侈之物品类的方式，这对于诸如绘画之类同样有效，它们都有着高度自觉的审美意识，而关于服饰，在中国文献中则找不到现成的如此连贯一致的观念框架。

　　同样是这项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和皇家艺术学院的联合课程，把致力于早期现代欧洲研究的历史学家们，诸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洛娜·韦瑟希尔(Lorna Weatherhill)、玛格丽特·斯普福德(Margaret Spufford)、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和彼得·厄尔(Peter Earle)以及他们最新的著作带到了博物馆中。在这些著作中他们探讨了奢侈品消费以及操纵奢侈品的社会策略，当然，不管怎样分类，艺术品也包括其中。一通过运用比较性的、暗含方法论的框架，他们的著作似乎为理解中国物品的完整和原初意义提供了更好的方式和可能性。特别是彼得·伯克在其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和社会的更宏大的研究中，对17世纪日本状况所作的简要描述，若用于比照晚明情形，似应值得称道。我希望自己在运用早期现代欧洲的比较材料时，没有歪曲那些我所仰赖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我也希望通过提供一些过去仅以中文行世的材料，能够因对他们的工作略做回馈而得到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