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发掘"秦皇汉武"时代大型国家祭天遗址

　　“秦皇汉武”时代如何举行国家祭祀活动?考古专家经多年野外考古工作给出的答案是：最近在陕西省凤翔县内发现了迄今中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国家祭天遗址，秦皇汉武等都曾参与。

　　专家表示，这是中华民族统一国家形成时期——秦皇汉武时代的盛世景观再现，也对研究国家祭祀制度、中华文化整合发展和天人合人等思想理念的古今之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时代价值。

　　这处命名“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的遗址位于陕西省凤翔县柳林镇辖内，其地东南十余公里处为秦国故都雍城遗址，整体处于雍山的浅山地带的山梁与山前台地上，地貌沟壑天然纵横，植被浅草丰茂，遗址区域主要处在呈东西排列、南北走向的三道峁梁及其阳坡上，总面积达470万平方米。

　　据主持考古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亚岐介绍，在多年寻找秦都雍城的祭天遗址思路下，考古重点放在了雍城遗址西北山地之上才有了重要线索。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今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展开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已确认相关遗迹包括各类建筑、场地、道路、祭祀坑等3200余处，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收获。

　　记者发现，在数量密布而种类多样的大小祭祀坑之中，考古发现了马、牛、羊的牲肉埋葬坑，及不同形制的“车马”祭祀坑。初步统计，目前在各类祭祀坑中已出土器物2000余件(组)，主要有玉器、青铜车马器及小型木质车马等，都是专门用于祭祀之物。

　　让人兴奋的是，首次发掘出了西汉早期的国家祭天台。考古表明，这处建筑整体为圜丘状，通高5.2米，基座直径23.5米，从其顶面迹象和周围出土的秦汉时期等陶质屋顶建筑构件判断。其外围有一个圜状围沟，其整体呈梯形，上下口宽5至4米。围沟之外则有三重递降的台阶平地，临近的踩踏面十分坚实，勘探时发现存从不同方向通向夯土台的多条通道。这与已知文献中秦汉时期的国家祭天台——“畤”(古代祭祀天地及五帝之固定场所)的条件完全相符。

　　田亚岐说，首先是其选址完全符合在“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地貌，而且它也具备“封土为坛、除地为场、为坛三垓”的形式和规模。同时，发现的通道遗迹很可能与当时不同身份等级参祭人员行道不同有关，也即文献所载“神道八通”，犹如今天北京的天坛一般。

　　秦都雍城存在悠久的祭祀传统，秦国在这里承续周朝创制了畤祭(祭祀四方的帝)传统，汉人承之。根据出土器物类型学等方面的研究，专家们综合判断这处祭天遗址应是汉高祖刘邦在原隶属秦畤基础上设立的北畤，汉以五德学说中的黑为尚色，专门用于汉王朝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固定场所。至汉武帝祭祀时因人主张近都城，才渐渐迁到汉长安附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说，从南方良渚文化到北方红山文化，祭祀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但夏商周时期的祭祀或因形式与位置的变迁等一直没有重要发现。如今，凤翔雍畤的重大发现，是中国目前所见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载体和实物体现。

　　在世界范围内，祭祀一直是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与古代埃及其他文明祭祀某个神明显不同，中华文明的祭祀文化更突出天的理念，祭天即是祭地人、祭人，祈望天、地、人在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中和谐共生。

　　中国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刘庆柱考察认为，如同凤翔血池祭祀遗址一般的大规模国家祭天活动，在其他文明中往往难以想象。在移动互联时代，一定要通过科学保护和管理把考古成果展示出来，这对于当代人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与认同感等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延伸阅读：

　　凤翔雍山“血池村”的秘密

　　遗址所在的血池村为古地名，那么秦汉时期国家进行大型祭祀活动时，祭品和仪式过程是否与这个神秘的地名“血池”有关呢?

　　目前，根据考古现场的发现，雍山血池遗址数量最多的遗迹是分布较为密集三类祭祀坑，第一类是“车马”祭祀坑，坑内的“车马”及其随器却制作精巧且形体很小，其“木偶”性的明器化特征突出。从“车马”祭祀坑中的三类形制分析，与文献记载历代持续对雍畤祭祀的背景有关。第二类是马、牛、羊的牲肉埋葬坑，部分祭祀坑虽经晚代盗扰，但出土器物仍然十分丰富，截至记者发稿前，已在各类祭祀坑中出土器物2109件(组)文物，主要有玉器，如玉人、玉璜、玉琮、玉璋、玉璧残片，青铜车马器，如盖弓帽、车軎、车轙、马衔、马镳、铜环、铜泡、铜管、弩机、铜镞以及小型木车马等专门用于祭祀之物。第三类是极少数的“空坑”。三类祭祀坑的内涵与文献记载的三牲献食、玉贝、“车马”之祭品种类相同，而以坑埋藏则是文献中对祭品“瘗埋”的重要处理方式。目前，考古现场已采集到“空坑”内的土样标本，以检测是否有“血祭”的成分，探究“血池村”地名的来历是否与当时祭祀用牲的宰杀与采血场地有关。同时通过对其他出土文物的器表检测，以检验是否有文献所记用火“燔烧”的痕迹。

　　据了解，对血池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从东周诸侯国到秦汉大一统国家在雍地开展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载体和实物体现。尽管在诸如《史记.秦本纪》和《汉书.郊祀志》等古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但是以往一直没有发现其实物踪迹，这次对雍山血池遗址的考古工作，是关于“畤”遗存完整功能结构的首次发现，它以实际文化遗存印证了雍城这座从秦国迁都之后，历经秦代至西汉武帝时期，它仍继续作为秦皇汉武时期 “圣都”，以举行国家最高祭天礼仪活动之功能区的存在，填充了既往整个雍城遗址唯缺郊外以畤祭天遗存的空白，进一步明确了雍城遗址各功能区的空间分布于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