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的存在焦虑——当代语境中瓦特豪斯绘画的现代性

　　一      引言

　　蒙特利尔美术馆最近举办瓦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 1849-1917)回顾展《魅人的花园》，我在开幕的当天下午赶去先睹为快。虽然在美国和英国见过不少瓦特豪斯的作品，但重温其画却是一个反思的机会，是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反思一位前现代画家的现代性。

　　在瓦特豪斯的个案中，现代性并不局限于现代主义的主题和画风，而是指其作品所隐藏和流露的现代审美意识，那就是面对浪漫主义的唯美倾向行将衰落而产生的关于存在的焦虑。本文在图象与文本的关系、死亡宿命的病态美、颓废的性感、市场投资等当代语境中探讨这一焦虑。

　　1849年是英国拉斐尔前派诞生的日子，那一年，瓦特豪斯出生在罗马，父母是一对英国画家，在意大利从艺。瓦特豪斯5岁那年随父母回到英国，一家人定居伦敦。由于父母的影响，瓦特豪斯自幼习画，并于1871年进入皇家美术学院学习雕塑。瓦特豪斯20多岁成名，早期作品是学院派的，追随雷顿的古典画风，随后转向拉斐尔前派，继承了浪漫主义画风。

　　1883年瓦特豪斯娶了一位美貌女画家，岳父是伦敦一个美术学校的校长。具有悲剧气质的娇妻是画家许多作品的模特，包括代表作《夏洛特女子》。此画说明瓦特豪斯借经典文学题材而画性感女性，在雅与俗之间小心游走，并未落入低俗。究其原因，画家在唯美的甜腻中探索并表述宿命的死亡意识，使魅人的唯美成为病态的凄美，使作品以悲剧内含获得了审美情感和思想深度。1914年维多利亚时代结束，次年画家诊断出癌症，1917年在伦敦去世。瓦特豪斯的去世有隐喻含义，既呼应了他那宿命的死亡主题，又象征了浪漫主义的终结，而他的作品则成为浪漫主义艺术最后存在的见证。

　　二      文学性的历史观

　　在当代语境中反思前现代艺术的现代性，难以回避形式主义话题，因为形式主义是现代艺术的要义。但是，当代语境意味着在正视形式主义的同时，又超越形式主义。正好，类似的跨时空超越，也发生在本文所言及的拉斐尔前派身上，这就是该派画家对浪漫主义思潮的延续。

　　英国的19世纪后半期称维多利亚时代，其画坛主流，一是以皇家美术学院院长雷顿(Frederic Leighton1,830-1896)为代表的学院派，推崇古典美学，另一是以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为代表的浪漫派，倡导前卫反叛。这两派的关系既冲突又融合，二者的互动促成了19世纪后半期英国绘画的独特发展。例如，拉斐尔前派的主将之一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1829-1986)后来做了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而另一位院长波因特(Sir Edward Poyter, 1368-1919)则深受拉斐尔前派影响，其画风极具拉斐尔前派情致。

　　这互动关系展示了英国19世纪绘画发展的一大特征，即浪漫主义长盛不衰。欧洲艺术史上的浪漫主义，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大潮，那时期英国的浪漫主义代表画家是透纳(Joseph William Turner, 1775-1851)。在19世纪中期，当法国、德国等欧洲文化大国的艺术潮流从浪漫主义转向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时，英国的浪漫主义却以拉斐尔前派的面貌继续发展，既与学院派并驾齐驱，又与之互动交融，催生了维多利亚风格。这是一种唯美与感伤的画风，精细而甜腻，有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倾向，此画风使英国19世纪后半期的绘画因独具一格而在欧洲绘画史上与众不同。

　　作为拉斐尔前派的最后一代画家，瓦特豪斯继承了维多利亚画风，并将其推向唯美极致。探讨这一画风，多是形式主义研究。在形式上与学院派比较，瓦特豪斯个别作品的造型结构稍嫌松散，就像德拉克罗瓦的素描没安格尔那么结实。瓦特豪斯以卖画为生，为市场谋，他不得不以漂亮的色彩来悦人眼目。他笔下的花草有些也画得粗疏，类乎库尔贝的行画用笔。

　　但是，撇开这些过分的挑剔，超越形式主义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到，瓦特豪斯绘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撼人的悲剧气质和魅人的性感色彩，当中透出独特的病态美。除个性原因外，这种审美效果也源于拉斐尔前派的文学性，瓦特豪斯的作品是古希腊罗马神话、圣经故事、中世纪传奇、文学作品与诗歌民谣的视觉呈现。他的叙事、抒情以及修辞手法，无一不有唯美的悲剧与性感色彩。

　　当代策展思想也重视这种文学性。进入蒙特利尔美术馆的展厅，我首先看见馆藏的其他拉菲尔前派作品，这为画展提供了文学性的历史语境。布展用心良苦，天顶的灯光往地面投影出水波，配合了奥德赛航海的题材。展厅墙面有如舞台布景，以常青藤装饰来配合亚瑟王的传奇故事。展厅里弥漫的淡淡音乐，是新时代风格的克尔特民歌，为拉斐尔前派情调铺上了悠远的底色。

　　在这浪漫的情景中，有一点我很清醒：瓦特豪斯虽然追随19世纪中期的艺术前卫拉斐尔前派，并被称为现代拉斐尔前派，但在19世纪末现代主义出场的时候，这样的追求已经落伍，他只能是一个前现代画家。到了20世纪初，作为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位大画家，瓦特豪斯与现代主义大潮似乎无关。在现代艺术兴起之际，他那唯美而感伤的悲剧气质是世纪末的天鹅之歌。那么，在天鹅的绝唱中，我们听到了什么，我们又能获得怎样的当代启示?

　　三      图像与文本

　　从绘画的文学性进入今天的当代文化研究语境，我们便有了图像与文本的关系这一重要议题。当当代批评理论中，福柯论述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这不是一支烟斗》，给出了这一议题的理论前提，即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的错位。不过，福柯论述的是现代主义画家，是高度成熟的现代主义绘画，而不是现代主义之前的艺术。于是，瓦特豪斯的前现代绘画，便可以让我们在符号学之外思考图像与文本的关系问题。

　　对于前现代的瓦特豪斯，既然文学性是一大艺术要义，那么我们该怎样去看他的绘画所涉及的图像与文本的关系?我们可以从现代主义理论的视角去研究这个问题吗?我们可以借用当代批评理论的诸多方法去探讨这个问题吗?

　　我最心仪的在瓦特豪斯作品是1888年的《夏洛特女子》，原因之一就是其文学性。《夏洛特女子》取材自维多利亚时代桂冠诗人丁尼生(Lord Alfred Tennyson)的同名叙事诗，源于亚瑟王的传奇故事。画家描绘了诗歌的高潮部分，将历时的故事，定格于一个共时的空间。象征的修辞手法也是这幅画的文学特征，例如，水面低飞的燕子象征着死而复生。正是这样的文学性透露了瓦特豪斯的现代性，这就是现代人的存在意识，或曰存在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