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浮宫“早期文艺复兴绘画”厅中有一幅14世纪那不勒斯地区的《耶稣受难》01。画中描绘了一个欧洲宗教艺术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耶稣受难”。画面顶部耶稣与盗贼的部分残损严重,耶稣下方是以圣母为中心的旁观的人群。在画面正中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细节:几个士兵围坐在一起,中间盘腿坐着一个东方人。他面庞扁平,眼睛细长,卷发披肩,留着两撇分叉的胡须,穿着左衽长袍,膝盖上铺着耶稣的长袍。这个细节描述的本应是几个罗马士兵争夺耶稣长袍的场景,但画家却将中间的士兵换成了一个蒙古人。画面的上半部分沉浸在圣母和圣徒们悲恸的气氛中,画面下半部分却因这个事件在围观的人群中引起一阵骚动:看热闹的小孩站在旁边对着他们指指点点,人们的视线也从十字架上的耶稣转向了他们。
为什么在一个基督教的传统主题中会出现东方面孔?为什么画家将他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这类形象如何传入14世纪的欧洲?这些问题涉及的并不只是一幅画,也不仅仅是“耶稣受难”这个题材,而是13-14世纪蒙元帝国在欧亚大陆建立的“蒙古和平时期”(Pax Mongolica)背景下意大利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我们不仅能在绘画中看到东方面孔,在14世纪画家的作品中还出现了源自东方的文字、丝绸和纹饰,这种影响甚至渗透到人物的面容、姿态和画面构图中。自19世纪末起,一些学者开始自西向东寻找这条隐现在纷繁图像中的线索,但这些努力却因研究对象的边缘性而难以进入主流的艺术史叙事中,本文意图重拾这段近乎被湮没的历史。
初探:
贝伦森的直觉
20年代初,美国艺术史家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在1908年的文章《一位锡耶纳画家笔下的圣方济各传说》(“A Sienese Painter of the Franciscan Legend”)中提出了一个直觉性的假说,他在14、15世纪锡耶纳艺术中似乎看到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精神源头。这位锡耶纳画派研究者在1894年波斯顿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古代中国佛教艺术绘画展览中被一件 12 世纪的作品深深震撼。这是一幅描绘佛经故事中神迹显现的卷轴画,“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一股征服一切的力量从圣坛向外四射,充满洞穴”,“画面中神秘的意涵令人震惊”02。贝伦森感到14世纪欧洲艺术家在表现宗教精神方面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画家们普遍使用的写实手法难以表现“圣迹显现”这样神圣的场景,而远东的中国画家却十分擅长运用线条与神色表现神性的力量。
图01/萨塞塔《圣方济各与“清贫女士”的婚礼》,约1437至1444年
在贝伦森看来,在意大利众多画派中,唯有锡耶纳画派运用了与中国绘画的相似的表达方式(图01)。锡耶纳在传统上一直具有神秘主义倾向,这座城市孕育出无数圣徒与异端。相对于佛罗伦萨绘画中浑圆沉重的体量感,锡耶纳画家笔下的人物细长的手指、指缝、衣袍和纱巾的褶皱共同在画面中形成一种流动的线性美感,这种灵动与轻盈的美感与中国艺术十分亲近,也更适合表达宗教的精神性。例如,当15世纪中叶锡耶纳画家萨塞塔(Stefano Sassetta)在描绘“苏丹王面前的圣方济各”这一主题时,不同于乔托画中英勇献身的圣方济各,他表现了一位在神意指引下无所畏惧的圣徒形象:他的双眼紧盯着对面的异教徒,身子向前倒落火中,周围的异教徒并没有躲闪,他们面容中流露出敬畏,似乎心中已经有了皈依的愿望。当画家处理圣徒面前的那团火时,他用急速、卷曲、旋转上升的线条抹去了火苗的物质感,呈现出一种空灵而神秘的氛围。
若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贝伦森的研究或许只是一种猜想,而非一个具有跨文化研究意图的研究。他并没有为这个猜想提供确凿的历史证据,也并没有意识到二者之间在现实层面上可能存在的联系,但是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绘画与锡耶纳绘画之间在形式、精神和气质上的相似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20世纪初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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